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坞主。在社会战乱频频发生时，一些地方利用乡里或宗族力量，筑起坞堡自卫。在这种情况下，宗族的首领又被称为坞主或堡主。东汉末期董卓之乱，颍川郡人韩荣率领宗亲千余家在密县西山中避乱。(69)谯国人许褚“聚少年及宗族千余家，共坚壁以御寇”(70)。钜野人李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71)。西晋永嘉之乱后，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72)。郗鉴“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73)。刘畴、张平、樊雅、李矩、郭默、刘遐、周坚、周默等人都曾任坞主。(74)北魏末年大乱，赵郡人李元忠“率宗党作垒以自保”(75)。冀州人“张孟都、张洪建、马潘、崔独怜、张叔绪、崔丑、张天宜、崔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号曰八王”(76)。上述韩荣、李典、许褚、庾衮、郗鉴、李元忠等人，都是率领宗族部曲据险自保，显然具有坞主的地位。张孟都等八人所率的“八家”，也不是八个普通的人家，甚至不是八个一般的家族，因为普通人家或一般家族不可能有“屯保林野，不臣王命”的势力，因此可视为具有宗族首领地位的坞主。 族长、宗师、族望、宗主、行主、坞主都是宗族中的核心人物。魏晋南北朝宗族核心人物的产生，与先秦宗法制度下的宗族既有联系又有其特点。宗族核心人物的产生大体有三种情况： 第一，沿袭先秦宗法制的遗风，由大宗嫡长子任族长。这在皇室宗族中非常典型。魏晋南北朝各个朝代的皇位继承，大多是由大宗嫡长子来担当。如果大宗无嗣，过继给大宗的旁支宗人也要保证大宗的延续。曹魏明帝没有自己的儿子，抱养宗人后代曹芳和曹询。为了保证皇统大宗不被改变，太和三年特下诏，继大宗的旁支庶子“敢为佞邪导谀君上，妄建非正之号，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77)。西晋愍帝是武帝司马炎的孙子，吴王司马晏的儿子，后出继给伯父秦王司马柬，袭封秦王，是皇统大宗的疏支。他做了皇帝后，尽管有人建议追尊他的生父司马晏为皇考，但最后只追赠为太保。东晋元帝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其祖是琅邪王司马伯，父是琅邪王司马觐，离西晋皇统大宗也比较远。司马睿在江东即帝位后，也有臣下进言说琅邪王司马觐宜称皇考。司马睿不但没有追封生父为皇，反而封皇子司马裒为琅邪王，奉恭王司马觐之祀。(78)司马裒是司马睿最得意的儿子，被认为比他哥哥司马绍更有成人之量，司马睿曾想立其为太子，只是由于宰相王导以立嫡以长的理由加以反对才作罢。这个举动表示自己既然称帝，绍继司马氏皇室大宗，就无法顾及自己本宗，所以让最得意的儿子继承琅邪王之后。成帝时封自己的弟弟司马岳为琅邪王，后来司马岳即帝位，是为康帝，又不能顾及自己的本宗，便封成帝长子司马丕为琅邪王。后来司马丕继帝位，是为哀帝，也因不能顾及本宗，封自己弟弟司马奕为琅邪王。司马奕作了皇帝，又以司马睿的小儿子司马昱摄行琅邪国祀。司马睿、司马岳、司马丕、司马奕等都因做了皇帝出继司马氏大宗而不能顾及本宗，更不能追封自己的生父为皇而入皇统大宗。 士族宗族和庶族宗族也有这种情况。北魏陆馥想把爵位传给儿子陆琇，当时陆琇年方九岁，陆馥对他说：“汝祖东平王有十二子，我为嫡长，承袭家业。今已年老，属汝幼冲，讵堪为陆氏宗首乎？”陆琇回答：“苟非斗力，何患童幼！”陆馥奇之，遂立其为世子。(79)范阳人卢渊的长子卢道将，“涉猎经史，风气謇谔，颇有文才，为一家后来之冠，诸父并敬惮之”。诸父即宗族中的旁支长辈，他们对卢道将的敬惮，不仅仅是因为他“涉猎经史”、“颇有文才”，因为范阳卢氏家世儒学，涉猎经史颇有文才者大有人在，然而被宗族长辈敬而惮之者唯道将一人，这显然与其在宗族中的大宗之长地位有关。嫡长子在宗族中的地位之高，从北朝重嫡嗣轻侧出的风气中得到反证。崔道固为庶子贱出，“嫡母兄攸之、目连等轻侮之”，对其“略无兄弟之礼”(80)。李訢“母贱，为诸兄所轻”(81)。崔廓“少孤贫，母贱，由是不为邦族所齿”(82)。颜之推记述北方社会习俗说：“河北鄙于侧出，不预人流，是以必须重娶，至于三思，母有年少于子者。”(83)颜之推所记为整个北方风俗，庶族宗族也应包括在内。 第二，由族众推举出来担任宗族首领。按照宗法制度，大宗嫡长子是宗族组织天然的首领，不可能由族众推举。但在魏晋南北朝封建制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分裂，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给宗族的生存发展带来极大的威胁。这就需要有德能服众、威能摄敌、有组织才能、有军事才干的人来充当宗族的领袖，以带领全族人度过难关。宗族中不是所有的嫡长子都具有这种素质，所以，这个时期出现了族人推举宗族领袖的办法。西晋八王之乱时，颍川人庾袞“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被推举为领袖。史载他“通《诗》、《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训蒙幼，临人之丧必尽哀，会人之葬必躬筑，劳则先之，逸则后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乡党莫不崇仰”(84)。庾衮具有行道循礼、尊老爱幼、劳先逸后、言行一致等品德，赢得了宗人的崇敬，这是他被推举为宗族领袖的重要原因。西晋末祖逖在率领宗族乡人迁徙时被推举为行主，他兄弟六人，不是长子。两个哥哥都有才干，而祖逖年十四五犹未知书，诸兄常为之担忧，可见在家族中也不是佼佼者。然而他在个人品行素质上有其过人之处。流徙中把自己的车马让给老人病人，自己徒步行走，显示其孝悌友爱之心；药物衣食与众人共享，显示其与众人同甘共苦的品质；多权谋策略，说明他具有应付政治军事复杂局面的素质。(85)正因为如此，他被宗人推举为行主。南朝刘宋初年，华山蓝田人康穆“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刘宋政权专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襄阳”。康穆死后，两个儿子康元隆、康元抚“并为流人所推，相继为华山太守”(85)。康元隆兄弟继承其父为宗族首领，不是父死子继的自然承袭，而是因为他们的才干而被族人所推举。再看被推为坞主的几个人：平阳人李矩，“童龀时，与群儿聚戏，便为其率，计划指授”，长大后任梁王司马肜的牙门将，“伐氐齐万年有殊功”，说明他有军事才干。“素为乡人所爱”(87)，说明他在族人之间有威信。河内怀人郭默善于“抚循将士，甚得其欢心”(88)。广平易阳人刘遐，性果毅，便弓马，开豁壮勇，冀州人将他比作张飞、关羽。(89)他们被推举为坞主，显然也是由于他们在军事上的才干。 第三，个别的大族豪强本身经济军事实力强大，而成为宗人乡里的首领。河东大族薛氏就是如此。《魏书》卷四二《薛辩传》记载： 薛辩，字允白。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 因家焉。祖陶，与薛祖、薛落等分统部众，故世号三薛。父强，复代领部落，而祖、落子孙、微劣，强遂总摄三营。善绥抚，为民所归，历石虎、苻坚，常凭河自固。仕姚兴为镇东将军，入为尚书。强卒，辩复袭统其营，为兴尚书郎、建威将军、河北太守。辩稍骄傲，颇失民心。刘裕平姚泓，辩举营降裕，司马德宗拜为宁朔将军、平阳太守。 从表面看，薛陶、薛强、薛辩祖孙三代世领宗族，似乎薛氏宗族的首领是世袭的，但仔细分析又不尽然。薛辩的祖辈弟兄三人为宗族首领，号称“三薛”，而到了父辈，由于薛祖、薛落的“子孙微劣”，变成了薛辩的父亲薛强一人统领。薛强“善绥抚，为民所归”说明他任宗族领袖乃是能力所致，与世袭关系不大。薛强死后，薛辩“袭统其营”，从其“稍骄傲，颇失民心”的记载看，薛辩还是对宗族有功的，否则便没有骄傲的资本。他能够成为薛氏宗族的领袖，也主要是凭其能力。薛辩失民心，应当也包括宗人之心。《宋书》卷八八《薛安都传》记载： 薛安都，河东汾阴人也。世为强族， 同姓有三千家。父广为宗豪，高祖定关、河，以为上党太守。 这个薛安都和薛辩是同宗，薛辩的孙子称薛安都为族叔，(90)则薛安都的父亲薛广与薛辩是同辈人，他成为薛氏宗豪，极有可能是取代了薛辩在宗族中的位置。薛广的儿子薛安都，“少以勇闻，身长七尺八寸，便弓马”，有资格继其父为宗豪。盖吴起义发生后，薛安都与宗人薛永宗响应盖吴，失败后投奔南朝刘宋，失去了宗豪的地位。薛辩的孙子初古拔“沉毅有器识”，纠合宗族乡人在河际构筑坞堡，切断了薛永宗与盖吴的联系，有功于北魏，在朝廷的支持下成为新的宗豪。薛辩一族，代出人才，积累了很高的威望；又与朝廷联系紧密，具有较强的政治势力，因而成为河东地区强宗豪族的领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