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儒家学说被统治者用来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至”(204)的现象大量出现，宗族家庭大都把儒学作为子弟受教育时的基本教材，由于世代习经，在庶族宗族中也出现了儒学世家。平昌安丘人伏曼容，“多伎术，善音律，射驭、风角、医算，莫不闲了。为《周易》、《毛诗》、《丧服集解》、《老》、《庄》、《论语义》”。其子伏暅“幼传父业，能言玄理”，萧梁时任五经博士、国子博士，与吏部尚书徐勉、中书侍郎周舍总知五礼事。伏暅的儿子伏挺，“幼敏悟，七岁通《孝经》、《论语》。及长，博学有才思”。曾在宅中讲《论语》，“听者倾朝”，史称伏挺“三世同时聚徒教授，罕有其比”(205)。无论地望还是阀阅，伏氏家族都不能称为高门。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的选官任人制度到隋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出现。科举制度在文化上打破了“士庶天隔”的界限，为庶族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打开了一扇门。这个制度的出现，反映并顺应了庶族在文化上力量日益壮大的潮流，而这个潮流之源头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唐长孺指出：“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秩序由内向外，由亲及疏的扩展，将点放在作为一个家族成员的道德行为上，然后推及乡党。”(206)儒家伦理秩序由内向外、由亲及疏地向外延伸，从个人的尽孝开始，“百善孝为先”，“求忠臣必孝子之门”，孝于亲必忠于君，由忠于君再延伸为忠于国家民族、忠于事业，忠于人民，忠于师友，忠于亲人。尊老爱幼由血缘宗族扩展到社会，就是“仁者爱人”。宗族内部兄弟关系伦理为“悌”，推及社会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种延伸的过程对庶族宗族来说也是一样的。
    即使是看起来与士族宗族关系极为密切的宗族谱牒，也不是对庶族宗族毫无影响。南朝萧齐时，“荒伧人王泰宝买袭琅邪谱”。王泰宝虽然姓王，但绝非琅邪王氏，否则不会买琅邪王氏谱牒把自己续进去。这件事被揭发出来后，负责谱牒的贾渊“坐被收，当极法，子棲长谢罪，稽颡流血，朝廷哀之，免渊罪”(207)。尽管有如此严厉的管制，仍然止不住庶族利用族谱冒充士族的事情发生。萧齐末年，梁王萧衍说：“且夫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负俗深累，遽遭宠擢；墓木已拱，方被徽荣。”(208)可见士族族谱已成为庶族人士改变自己社会面貌的工具。南朝萧齐时期，士家大族的政治地位已经在走下坡路，寒人庶族在政治上跻身上层已不乏机会和可能，但他们仍要“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南朝萧齐以后长期“检籍”的主要内容就是清查庶族假冒士族，最后归于失败，乃庶族宗族势力发展的必然。所有这些反映了他们希望自己的宗族有一部值得夸耀的历史的心态，反映了他们对士族宗族在文化上的艳羡心理，当然其最终目的是跻身最高政治统治层，享受士族制的各种特权。
    五 宗族时代特点分析
    魏晋南北朝宗族的时代特点，无论同战国秦汉还是隋唐以后宗族的发展趋势相比，最重要的乃是这个时期宗族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显著特征。
    魏晋南北朝的宗族是从宗法制度下的宗族组织脱胎而来。宗法制度下，宗族和国家是一体的，宗法制度即国家政权等级制度，宗族组织即国家组织。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无论从形态还是社会地位上都与前者有本质的不同。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包括皇室宗族、士族宗族、庶族宗族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只是宗族分类的概念，并不能构成系统的宗族实体，而系统的宗族实体是通过一家一姓的具体宗族体现出来的。比如说，皇室宗族中包括曹氏宗族、司马氏宗族、刘氏宗族、萧氏宗族、陈氏宗族、拓跋宗族、宇文宗族、高氏宗族等等。他们之间没有宗族关系，只有各个具体的宗族才是一个系统的宗族体。士族宗族和庶族宗族也是如此。三种宗族形态之间也没有统属关系，表面上看皇室宗族统治着士族宗族和庶族宗族，实质上这种统治是通过国家政治关系实现的，一旦某个皇室宗族和国家政权脱离了关系，尽管他的宗族还存在，但统治关系会完全消失。宗族与国家的分离，化为许许多多同一姓氏的、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社会基层组织；宗法的权力与国家制度脱离，只对一个个具体的宗族发挥一定作用，这种分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肇始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的宗族不过是这种漫长分离过程的结果。尽管如此，魏晋南北朝宗族组织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对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兴衰起着巨大的作用，而在隋唐以后宗族组织的这种特殊作用便大为削弱。
    由魏晋南北朝时代特点所决定，这个时期的宗族在宗法关系上面涂有一层浓厚的封建色彩，这种封建色彩在宗族血缘关系、宗族领导核心、宗族活动、宗族文化方面都具有突出的表现。
    血缘关系是维系宗族的纽带，然而魏晋南北朝的宗族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下，血缘关系却掺入了大量的其他成分，早已失去了昔日的纯正。西晋石苞的曾孙石朴在十六国时沦落北方，后赵主石勒“以与朴同姓，俱出河北，引朴为宗室，特加优宠，位至司徒”(209)。乐安人孙旂的儿子孙弼、侄子孙髦、孙辅、孙琰四人，“并有吏材，称于当世，遂与孙秀合族”(210)。巴西充国人侯填，为南朝梁冯翊太守，后据豫章。侯景之乱时投降侯景，“侯景以填与己同姓，托为宗族，待之甚厚”(211)。汝南人周弘正在侯景之乱时，谄附侯景将王伟，又与侯景谋士周石珍合族。(212)上述事例中，石朴是渤海汉人，石勒是西域羯人，二者绝无血缘关系可言。其他孙弼兄弟与孙秀、侯填与侯景、周弘正与周石珍也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们的合族，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利害关系。石朴出身西晋贵族世家，石勒把他引为同宗，完全是为了拉拢汉族贵族，巩固自己的统治。孙秀是赵王司马伦的宠臣，当时手握重权，孙弼兄弟与之合族，也是欲借助他政治上的势力。侯景拉拢侯瑱，是为扩大自己的力量。周弘正与周石珍合族，也是意在倚重侯景的强势。血缘纯正与政治利害相比，前者轻后者重，可以牺牲前者以换取后者，血缘关系的纽带在政治利害取舍面前再也不是牢不可破了。
    宗族血缘关系在政治利害取舍冲击下所表现的脆弱性，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就是司马氏皇家宗族为争夺政治权力而进行的兄弟叔侄间的残杀。“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213)这首流传于南朝刘宋首都建康一带的民谣，不但是刘宋皇家宗族子侄兄弟间为政治权力相煎的民间口头总结，也是后来萧齐皇室中同宗相残的真实写照。其他如三国曹氏宗族、孙氏宗族、南朝梁氏宗族、陈氏宗族、北魏拓跋宗族、北齐高氏宗族等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类似情景。
    不仅是处在权力高端和政治中心的皇家宗族的血缘关系面临巨大冲击，即使是士族宗族和庶族宗族的血缘关系纽带也逃不脱这种政治利害冲击的命运。东晋初，吴兴人周玘因受南迁北方士人的排抑，病郁而死，临死前嘱咐其子周勰为其复仇。周勰便秘密联络族兄周续、族父周邵起兵。而告发这次起兵的正是周勰的叔父周札。周勰起兵失败，负责处理此事的是周勰的堂兄周莚，周莚给周续安上“贼”的罪名处死，还要诛杀周勰，只因周札不同意作罢，便“委罪于从兄邵，诛之”(214)。吴兴武康人沈警，是道教世家。东晋安帝时，孙恩打着道教的旗号起兵反对朝廷，沈警的儿子沈穆夫参与了孙恩起兵。沈警的宗人沈预素与沈警有隙，便向朝廷告发，结果沈警及其五个儿子沈穆夫、沈仲夫、沈任夫、沈预夫、沈佩夫全都被杀，只有沈穆夫的儿子沈渊子、沈云子、沈田子、沈林子、沈虔子保住了性命。后来沈林子、沈田子兄弟任刘裕部将，带兵还东报仇，“五月夏节日至，预正大集会，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斩预首，男女无长幼悉屠之，以预首祭父、祖墓”(215)。南朝萧梁时，有沙门释宝志对何敬容说：“君后必贵，然终是何败何耳。”后来何敬容做了宰相，还记着释宝志“何败何”的话，认为姓何的人是自己的祸患，“故抑没宗族，无仕进者”(216)。为了自己的安全而出卖同宗，为了显示忠心而对宗族大肆杀戮，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而对宗人进行压抑，血缘关系的纽带在政治利害面前变得苍白而无血色。
    宗族血缘关系纽带还受到异姓结为兄弟的冲击。如《三国志》记载，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217)。东晋末期，刘毅素恨刘敬宣。刘毅任荆州刺史时，对刘敬宣说：“吾忝西任，欲屈卿为长史、南蛮，岂有见辅意乎？”刘敬宣知道他不怀好意，害怕祸及自己，便把刘毅的话告诉了刘裕。刘裕说：“但令老兄平安，必无过虑。”(218)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之间的兄弟相称，不是随意的，而是经过了比较庄重的结拜仪式。如十六国时期石虎和文鸯曾结为兄弟，所以二人在战场上相遇时，石虎呼文鸯为“大兄”(219)。北朝颜之推说：“四海之人，结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义敌，令终如始者，方可议之。一尔之后，命子拜伏，呼为丈人，申父友之敬；身事彼亲，亦宜加礼。”(220)除了结拜、命子拜伏，还有一个重要仪式就是升堂拜母。三国孙吴大将吕蒙是个武人，不通诗书，在孙权的开导下，始读经史，笃志不倦，学识大长。鲁肃与之谈论，见此情景说：“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吕蒙说：“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论，何一称穰侯乎？”(221)鲁肃和吕蒙之间兄弟相称就是经过了升堂拜母的仪式，史载鲁肃经过吕蒙屯驻的陆口，“遂拜蒙母，结友而别”(222)，可见经过升堂拜母所结的朋友就是异姓兄弟。这样的事例在魏晋时期所见不鲜，沛郡人黄朗，“抗志游学，由是为方国及其郡士大夫所礼异。特与东平右姓王惠阳为硕交，惠阳亲拜朗母于床下”(223)。孙策讨伐江东的割据势力邹他、钱铜、王晟等人，孙策的母亲吴氏说：“晟与汝父有升堂见妻之分，今其诸子兄弟皆已枭夷，独余一老翁，何足复惮乎？”(224)孙策在创业初期，任用张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225)。孙策与周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226)。西晋末，东海王司马越因为苟唏为其复仇雪耻，“甚德之，引升堂，结为兄弟”(227)。上述现象的大量出现，表明在人们处理其他社会关系时宗族血缘关系的局限性。对于意气相投志均义敌的非血缘挚友，人们赋予他兄弟名义，这种兄弟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其紧密和牢固程度起码不亚于宗族中的血缘兄弟，这必然会给宗族血缘关系带来一定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