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的领袖人物也和宗法制下的宗族不一样。在“凝聚宗族组织的领导核心”一节中我们考察了各种宗族领袖，在这些人中，有的具有国家首脑和宗族领袖的双重身份（如皇帝），有的由国家任命（如宗师），有的成为国家政权的支持者（如宗主、宗帅等）。总之，他们和国家政治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这些情况，不仅同魏晋以前宗族领导核心不同，而且在隋唐以后也有显著变化。
    宗族经济活动中虽具通财互助的传统，但宗族内部的贫富差别、阶级差别始终存在，在温情脉脉的宗族亲情的另一面，也存在着压迫、歧视、欺侮等不甚和谐的事情。北魏时，张彝“大起第宅，微号华侈，颇侮其疏宗旧戚，不甚存纪，时有怨憾焉”(228)。杨大眼因为不是嫡出，“不为其宗亲顾待，颇有饥寒之切”(229)。北魏末期，王悦任大行台尚书。后来行台改为中外府，不设尚书，王悦以仪同领兵的身份还乡。“悦既久居显职，及此之还，私怀怏怏，犹陵驾乡里，失于宗党之情。其长子康恃悦旧望，遂自骄纵。”(230)北齐安定人胡长粲、胡长仁是从祖兄弟。胡长粲深受北齐后主信任，任侍中。胡长仁谋求机要之官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认为是胡长粲从中作梗，心怀愤恨，遂向太后揭发胡长粲阴私，把他贬为赵州刺史。“及辞，长粲流涕，后主亦悯默。至州，因沐发手不得举，失音，卒。”(231)南朝梁人沈约，“少时孤贫，丐于宗党，得米数百斛，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232)。
    魏晋南北朝宗族最具时代特点的是与文化的关系。魏晋南北朝以前，没有任何宗族像士家大族那样具有如此巨大的文化优势，获得如此巨大的文化支撑，也没有任何宗族像士家大族那样重视自己的辉煌历史，把宗族谱谍作为学问。即使在隋唐以后也少有如此突出的。我们知道，文化的成熟程度与其对民族的影响力是成正比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得越成熟，对民族的影响就越大，我们也可以从文化对民族的影响程度来观察文化的成熟程度。魏晋南北朝社会分裂，政权众多，更迭频繁，而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并没有因此而失去或减弱对民族和国家政权的影响力。随着士族宗族政治地位的上升和稳固，学术文化重心转移到相对稳定的士族宗族中。高门士族上同国家政治经济关系密切，下同宗族乡里密不可分，儒家文化通过高门士族对宗族、国家、民族发生重大影响，显示了儒家文化的进一步成熟。可以说，儒家文化虽从西汉中期开始有较大发展，但它真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影响到社会各阶层，乃是同士族宗族对儒家文化的发扬推动分不开的。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对士家大族的强力支撑，证明了文化是一个宗族血缘群体发展兴盛的命脉。支撑宗族的文化的内容可以因时代不同而异，但文化对家族、宗族乃至民族的支撑正是这个时期宗族与文化的关系所体现出的时代精神。
    魏晋南北朝封建宗族组织初步形成后，从隋唐到明清一千余年，尽管宗族血缘组织在发展变化中，受历史发展进程的制约，各个时期的某些特色不同，发展阶段也有低级高级的差别，但从总体上看，封建宗族血缘组织结构、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的基础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奠定的。因而上述本时期宗族组织的四方面内涵，对以后宗族组织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还应当指出，我国封建宗族血缘组织不仅对各时期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作用（当然也有负面影响），而且它使我国封建制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独具特色，这些都是治史者应当重视的。
    收稿日期：2009年8月25日
    注释：
    ①《周礼·春官·大宗伯》。
    ②《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战国策》卷二七《韩策二》。
    ③参考《何兹全文集》第3卷《中国古代社会》之《关于早期国家的形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按何先生曾在台湾讲学，专论宗族家族在中国封建制时期的特点作用。
    ④《日知录》卷一三《分居》。
    ⑤参考清程瑶田《宗法小纪》，《丛书成续编》第10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宗法”指周代天子、诸侯、大夫、士以始祖嫡长子一系继承而下的嫡子为大宗，其余各庶子为小宗，由此而分别宗族政治地位高下。
    ⑥《白虎通义》卷八《宗族》。
    ⑦《宋书》卷一六《礼志三》。
    ⑧《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
    ⑨《宋书》卷一六《礼志三》。
    ⑩《晋书》卷三七《宗室·司马孚传》。
    (11)《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