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东亚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1、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本年度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有：日本古代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古代都城制度、古代的神话和宗教信仰、古代日本人对灾害的认识、古代的移民、古代的对外关系与遣唐使、古代女性的地位与教养、古代人的历史编纂、古代的文字与文学；中世纪武家社会的宗教文化；中世纪的对外贸易；近世江户时代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江户幕府的对外认识和对外政策、近世儒学和思想家、近世的宗教、近世的社会教育。需要指出的是，本年度的成果反映出研究者的史料解读能力有所提高，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如古代灾害史研究、古代姓氏的研究、古代女官和乳母制度的研究等。
    在古代史研究方面，李卓考察了中日两国古代社会的差异。她指出，一般认为文化传统相近的中日两国在近代以后开始“分道扬镳”，但实际上两国很早就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华制度文明对日本有广泛影响，却非源远流长。大和时代的日本，已经奠定了社会与文化的基本格调。从平安时代起，日本在制度和基本社会秩序方面脱离唐制，回归传统的倾向日益明显。从社会史视野看日本，皇权衰落，贵族政治、族制统治、身份等级制度等始终是日本社会结构的特色，而其实质与中国完全不同。[150] 关于日本古代国家形成确立时期的历史，张建立考察了日本天皇制长期延续的原因。[151] 王趁意考察了弥生时代至古坟时代墓葬的中国制铜镜随葬现象，通过对青岛平度一座西汉中期墓葬的探讨，认为日本古代这一丧葬礼俗，应来源于黄河流域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华铜镜文化。[152] 王凯探讨了从邪马台国到大和朝廷的历史变迁，认为大和国借助自身的“发明”，即三角缘神兽镜和大型古坟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153] 高明士指出，日本国号的由来与天皇制有密切的联系，即由“倭”国演变为“日本”国，由称“王”演变为称“天皇”。他根据近年来发现的多种墓志以及木简，认为新发现的《祢军墓志》所见“日本”应为国号，是今存金石文中最接近咸亨元年（670年）由倭改为“日本”国号的志石。而随着国号的改称，到天武朝（673－686）时，也将以往的“王”号及“大王”号改称为“天皇”。[154] 林娜考察了日本古代的采女与古代王权的关系，认为采女是日本古代地方豪族献给中央朝廷的贡女,其出现与演变体现了王权与地方势力双方博弈的过程。[155] 章林考察了古代日本的皇亲政治。认为皇亲政治的形成，防止了贵族官僚干预皇位继承和进行分权，加强了天皇的专制统治。[156]
    王海燕利用古代神话传说探讨了古代日本人对自然灾害的认识。她认为《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所记载的神话传说包含了古代日本人对自然灾害的认知。其中的神话传说，一方面表达了古代日本人对自然灾害的敬畏，另一方面亦传递出古代日本人直面自然灾害时积极应对的意识。同时，在日本神话传说中还显示出古代日本人对人与自然相互制约关系的认知。[157]王玉玲考察了日本律令时代的灾异思想，认为中国天人相关的灾异思想随儒学一同传入日本，在律令体制下，灾异思想不仅对改善日本古代政治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也推进了日本古代灾害应对体系的确立，使古代日本人的自然观发生了重大改变。[158]
    葛继勇以日本出土的《魏征时务策》木简为例，阐述日本出土木简对中国佚书复原研究的意义。他指出日本《魏征时务策》木简的存在证明了《魏征时务策》在八世纪时东传日本的事实，还推测此书曾是古代日本贡举考试中的重要参考资料。[159] 乔治忠、刘文英考察了中国古代编年史对日本的影响。认为唐代以后已有多种体裁的史籍传入日本,而日本选择了编年史作为其“国史”的编纂方式。江户时代的编年体史书对日本的影响不止于史学领域,其中的“尊王”观念还成为推翻幕府、拥护明治天皇集权的舆论工具。[160] 彭英探讨了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神佛习合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认为奈良平安时期作为民族宗教的神道这一日本本土文化在吸收佛教这一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以神佛习合这样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使得作为本土文化的神道得以延续和发展。[161]尤海燕考察了十世纪前日本的礼乐思想。从７世纪到９世纪初，日本在大量引进中国律令法制和官僚制度的同时，也原样照搬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礼乐思想。日本化了的礼乐思想，还发展成为编纂和歌敕撰集的指导思想，《古今和歌集》就是其代表性成果。[162] 赵维平从音乐史的角度探讨了产生于奈良时代、流行与平安时代的宫廷音乐“内教坊”在古代宫廷仪式中发挥的作用，认为无视中国文化性格、内容而一并将其高级化、上品化、仪式化的受容方式，是日本八至九世纪接纳唐朝音乐时表现出的典型特征。[163]
    在中世纪史研究方面，王明兵探讨了日本中世末期五山禅僧的“儒释争论”。指出“儒释”论争在日本五山禅林的展开，与中世大批禅僧入华留学活动和宋学东传日本密不可分。[164] 陈国灿指出宋朝海商在中日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变革与海洋意识的成长密切相关。[165] 袁泉、秦大树对日本传世宋元漆器进行了综合性研究，以日本现藏的宋元漆器为基础，广泛收集中日两国刊布的宋元漆器资料，并参考同时期陶瓷器、金属器、丝织品和绘画作品等相关资料，力图从大的时代风格和手工业布局层面，探讨宋元时期不同手工业部门和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融通和彼此借鉴，重新论述了13 — 14世纪中日海贸的航运路线和模式特点，揭示了“士人艺术”对手工业的影响和催育。[166] 朱莉丽以策彦周良的出使日记《初渡集》为中心，结合中国的政书、方志、游记和文人笔记等，对通过日本遣明使的活动所折射出来的明朝在制度、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特点进行了研究。[167]彭英探讨了日本中世文化中的禅儒关系，禅借助新儒学传入日本，而禅又为新儒学在江户时期成为反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门显学奠定了基关系，认为明前期是有明一代中日官方关系确立的重要时期,日本统治者能否约束本国国民础。[168] 葛小丽对正德七年日本入明使撰写的《壬申入明记》的版本与内容进行了研究。[169] 程实研究了日本中世时期的弁庆传说与熊野信仰关系。[170] 孟宪凤分析了明前期的中日外侵、切实遏制倭患势态是明朝制定对日政策的基本着眼点。[171]
    在近世政治史研究中，张晓刚、端木迅远探讨了谱代大名在江户时代幕藩体制中发挥的稳定作用，指出正是由于有了谱代大名这样一个群体，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才会更多地显示出其作为统一政权的统一性。[172] 邱杰评价了近世前期的城下町建设，认为近世前期，日本的中央政权及地方各领主在全国范围内较集中地进行了各自领国内的城下町建设，使之成为领国统治的中心。通过城下町建设、经营过程中各项政策举措的实施，领主们推动了近世社会身份制和阶级关系的巩固与强化；实现了对领国内物资生产和流通领域较为全面的掌控，建立起以城下町为核心的领国独立的经济圈，保护着领国内市场体系的平衡与稳定；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商品经济因素向领国农村的渗透，维护了领国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