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希腊史研究
    在2014年度，我国的古希腊史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若干部以古典希腊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重量级学术专著或论文集陆续出版；一些国内教学、科研机构组织承办了国际性或全国性的古典历史学术会议；在学术论文撰写方面，国内的研究工作继续在已有的基础和传统上稳步推进，在古希腊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史学史等领域发表了一系列扎实的学术成果；古希腊史领域的史料翻译、西文专著译介的数目与往年相比也有所增加。
    2013年11月，晏绍祥的两部以希腊古典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24]和《古典历史研究史》（修订版）[25]出版。《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一书系统梳理了希腊罗马古典民主共和传统在西方世界中从古典时代直至公元21世纪的整体发展历程，对雅典民主传统和斯巴达政治体制在罗马帝国、文艺复兴时期与近现代英、法、德、美等国的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实践过程中发挥的影响进行了详细阐述。该书对雅典民主制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中形象演变的叙述展示了作者的深入研究成果，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书中对斯巴达政治传统与后世民主共和观念之联系的解释条理清晰、颇具启发意义。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为热烈的反响，引起了国内史学工作者们对希腊民主传统的进一步思考与讨论。[26]晏绍祥的另一部专著《古典历史研究史》（修订版）对其1999年的初版进行了大幅修改与补充，其内容扩充达到一倍以上，补充了对新世纪以来古典历史研究成果的绍介和评论，并反映了作者对西方的希腊古典文明研究自20世纪中期以来走向衰落原因的严肃思考。
    2014年5月，黄洋的学术论文集《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27]出版。这部著作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的代表性学术成果，深入探讨了荷马社会、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与农业特征、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雅典民主制度、古希腊文化史、古希腊史学家研究等主题。
    本年度内的国内学术论文探讨兴趣点相对集中，主要围绕希腊政治军事史、经济社会史、学术研究史和古希腊三大史学家研究等四个主题展开。
    传统的古希腊政治军事史研究依旧活跃。在希腊本土政治史领域，张巍对现存梭伦诗歌残篇中折射出的理想秩序观念进行了复原，认为它已超出政治活动所能企及的层面，不可简单地视为一种政治宣传工具。[28]晏绍祥澄清了当前中美关系描述中经常使用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术语的来龙去脉，[29]并对反对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制度“衰落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30]祝宏俊认为萨拉米斯海战的历史重要性被希罗多德等人夸大，这场战役并不能被视为希波战争的转折点。[31]贾瑞霞论述了色诺芬和柏拉图对公元前4世纪雅典上层贵族政体论的贡献。[32]徐朗分析了柏拉图中晚期政治思想中的“变”与“不变”，认为他对政治制度的思考在根本上受制于城邦的历史环境与政治现实。[33]吕厚量追溯了雅典的埃菲比亚军训制度在古典盛期的源头。[34] 在古希腊世界的民族关系与民族认同研究方面，杨巨平分析了帕提亚王朝一方面长期与希腊-马其顿人为敌，另一方面又宣称自己为希腊文化爱好者的根源，认为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与帕提亚王朝兴起于希腊化世界内部，随后逐渐转向波斯文明的特殊地缘政治演变历程密切相关。[35]晏绍祥追溯了波斯帝国的专制集权形象在希腊古典著作与后世记忆中的形成过程，以及该形象与历史真相之间存在的出入。[36]李建松梳理了米诺斯海权真伪问题的国际学界研究状况。[37]蔡丽娟、徐晓旭探讨了泛希腊崇拜的制度化进程问题。[38]齐虹研究了阿卡狄亚地区民族认同状况的特殊性。[39]
    与其他领域相比，本年度古希腊经济社会史领域的新作总数相对较少，但同样产生了若干篇具有很高学术质量的学术论文。裔昭印回顾了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古典妇女史的研究状况。[40]王以欣、张大丽分析了财神的神话家世、宗教功能和艺术形象的嬗变历程，解释了古希腊人财神观念形成的社会与宗教原因。[41]王大庆认为宗教性与世俗性的伴生与结合使得希腊人的体育运动走出了原始时代的纯粹宗教仪式阶段，并具备了一定的“现代”特征。他还分别从仪式研究和社会性别[42]的角度分析了古希腊体育竞技运动的特点。邢颖研究了伊利斯城邦对奥林匹亚节的管理、希腊城邦参与节日的多种方式及节日的泛希腊性和城邦框架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指出：奥林匹亚节实际上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内在组成部分，学界不应片面强调它的泛希腊性质。[43]她还综合运用古希腊文献、瓶画证据和现代研究成果分析了城邦意识在泛雅典人节中的表现。[44]陈思伟对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海上贸易与海事贷款进行了研究，认为在解释这一时期的雅典经济史时需要对芬利提出的古代经济模式进行微调。[45]
    古希腊艺术史研究向来是国内世界史研究领域中的冷门。周倩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论述了古典时期雅典人物雕塑与政治文化间的密切联系。[46]
    在史学家研究中，希罗多德研究仍是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希罗多德笔下的东方史继续成为国内史学工作者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张广智总结了十年内国内学界对希罗多德东方史的研究成果，肯定了国内学界努力发出东方学者自己声音的可贵尝试，并针对希罗多德著作的中文翻译、希罗多德历史观研究、希罗多德与司马迁比较研究和希罗多德史学传播史研究等史学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47]王以欣对希罗多德笔下的居鲁士传奇展开了母题分析，认为该故事兼具东方和希腊成分，反映了希罗多德的口述史家特征。[48]吕厚量对希罗多德《历史》卷三和《贝希斯敦铭文》中的相关记载进行了比较研究。[49]
    除东方史这一题目外，国内学界也对希罗多德、色诺芬等古典史家的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杨共乐认为希罗多德作品的根本精神为“探研究诘”，从这个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与特奥弗拉斯图斯的动植物学著作才是希罗多德的真正后继者。[50]徐松岩对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的性质与结构进行了分析与解读，充分肯定了该书在体系上的完整性与线索上的连贯性，肯定了《历史》一书在西方史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巨大价值。[51]魏辰玙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观实现了人本史观和英雄史观的巧妙结合，开创了西方的古典历史学。[52]尹红燕针对色诺芬的道德史观、反“民主”史观和对西方传记体例的开创作用等问题进提出了自己的见解。[53]吕厚量探讨了色诺芬作品语境中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关系。[54] 在对古希腊史学特征的宏观思考方面，杨共乐认为战争、政体与帝国是西方古典史学家思考的三个核心问题。[55]吴晓群对包括希腊史学在内的西方古典史学的口述史学、记忆史学、神意因素与修辞色彩进行了归纳与概括，强调了古典史学不可避免的建构性特征。[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