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东西方交流史研究
    在2014年度里，我国的古代东西方交流史学者对古代中外关系史的一般性特征及古代中国同西方文明、西域与阿拉伯诸国、印度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本年度内出版了一批古代中外关系史方面的学术专著。李云泉的《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修订版）[231]从通史的角度出发，对不同时期朝贡制度的发展、朝贡机构与礼仪变化进行了考察与论述。黄纯艳的《宋代朝贡体系研究》[232]探讨了宋代朝贡体系下建立在宋朝视角立场上的“名分世界”与各朝贡国在现实世界中的政治、经济诉求之间的关系。耿引曾的《中国亚非关系史》[233]研究了古代中国人的亚非知识，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中国和亚非各国的交通和贸易，汉文化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影响等内容。韦明铧的《风从四方来——扬州对外交往史》[234]是一部研究扬州城在从古代至近代的中外关系史中地位的专著。余太山、李锦绣主编的《丝瓷之路：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第4辑）[235]收录了10篇国内外中青年学者近年来在中外关系史领域的代表性成果。
    在对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宏观思考方面，张绪山认为古代民族关系史中的“族群征服”现象并不能等同于“文明中断”，因此中国、印度和希腊各自代表着一种未曾中断的古代文明。[236]李途、谭树林剖析了天下观念、封贡制度、东亚封贡体系和东亚封贡秩序四个概念的逻辑关系。[237]张健选取15世纪上半叶中越关系为案例，指出古代东亚朝贡体系出存在的相互认可机制有利于维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长期的和平关系。[238]石云涛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交流史中的陆路和海上贸易。[239]陈圆圆结合水下考古成果解释了泉州港在宋元明时期盛极而衰的经济社会根源。[240]
    在古代中国与欧洲交流史领域，徐国栋从宪法角度研究了汉朝与罗马关系中的分歧与误解，强调了所谓“丝绸之路”的双向性。[241]张绪山的《汉唐载籍中的希腊传说》梳理了希腊海妖故事和女人国传说进入汉唐典籍中的传播过程。[242]武鹏认为《宋史》中记载的拂菻国形象应该是拜占庭帝国，但所谓“拂菻国”的来使却并非拜占庭帝国的官方使节。[243]杨俊光、叶建评价了齐思和先生在古代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史和匈奴西迁路线考证等问题研究中的贡献。[244] 邬国义追溯了《马可波罗行纪》在近代中国被重新发现的经过。[245]胡宝柱、肖文帅等探讨了明代南澳地区在非法贸易与海盗这一背景中扮演的角色。[246]金国平指出“化人”实际上是“佛郎”或“化郎”的转音。[247]陈旭楠从全球史的视角解读了葡萄牙、荷兰与明政府在1601年荷兰商船来华事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248]
    在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研究方面，李荣建追溯了中国的形象在阿拉伯世界中的演变历程。[249]马东雅分析了唐代胡乐同阿拉伯帝国音乐之间的渊源关系。[250]丰云舒、宋岘认为《回回药方》的理论体系源头来自以伊本·西那《医学法典》为中介载体的古希腊医学。[251]黄燕、王锦、王兴伊以“鹤顶丹”方剂为个案，展现了《回回药方》中西结合、中阿医学交融的性质；[252]后两位学者还对《回回药方》的研究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253]姚晓菲对散见于各种明代笔记中的西域回回人资料进行了整理。[254]
    在古代丝绸之路研究领域，王冀青介绍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自托勒密《地理志》萌芽，在玉尔的《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中成型，最终由李希霍芬《中国》第1卷正式提出的历程。[255]刘进宝指出敦煌是历史上多民族的聚居地、丝绸之路的咽喉和中原经营西域的据点。[256]王蕾利用传世历史文献、敦煌吐鲁番文书、出土墓志和汉简等材料考证了河陇地区各处关津的设置时间与位置，揭示了河陇关津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撑的紧密联系。[257]孟芳芳分析了西域文化在充实创作素材、丰富人物形象和促进作品内容多样化等方面对汉代文学的影响，西域音乐在汉乐府诗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西域文化风格对汉代文学以奇为美和想象力丰富特征的塑造。[258]周青葆从音乐考古学的角度重构了细腰鼓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历程。[259]张德芳解读了西北汉简中包含的丝绸之路东段路线及各民族文化交往信息。[260]陈玮对景教在宁夏地区兴衰历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261]何文泽、刘家铨评价了西夏政权对丝绸之路贸易的贡献。[262] 余欣、翟旻昊考证了郁金香和郁金自西域传入中国的来龙去脉。[263]
    在古代华夏与内亚地区文明交流史的相关问题研究中，沈爱凤认为“东突厥斯坦”这一地理概念来自俄国学者的杜撰。[264]王毅系统梳理了考古出土的北朝胡俑资料。[265]陈玮勾勒了中古时期宁夏地区粟特人的历史发展历程与生活面貌。[266]岳东总结了粟特裔移民对松漠地区发展的贡献。[267]王绍林、蔡斌研究了月即别时期金帐汗国与元朝的交往关系。[268]潘勇勇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对明朝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的研究状况。[269]
    在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古代交流研究方面，梁志明分析了中越古代关系史上和平交往与恩怨纠结并存的现象。[270]宓翠认为古代东南亚国家特殊的政权模式及其对世界的看法是促成其对中国朝贡的重要因素，而它们基于社会形态与世界观而产生的、对朝贡不同于中国的理解也是他们愿意接受朝贡的重要原因。[271]张成霞、罗进民从语言文学、民俗、服饰、建筑、宗教等方面对东南亚文化中的中国元素进行了探讨。[272]
    在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古代交流研究中，朱唯践具体分析了以佛教窟龛造像为载体的印度艺术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影响。[273]张翔宇综合利用文字记载与古代舆图两种资料，评述了明人对南亚地理知识的认识水平。[274]康颖宽认为基于《弥勒会见记》文本而提出的中国古代戏剧印度起源说只能代表一种存在可能性、但未经证实的假说。[275]张钦指出吐蕃道虽存在时期很短，却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中的一条重要途径。[276]本措加研究了吐蕃时期的印度口授医学翻译史和赞普组织的邻国医学理论翻译史。[277]
    总体而言，本年度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继续稳步发展，学者们重视原始文献研究；关注重大理论问题，不断拓展专题史研究领域；强调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联系。当然，本学科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专题个案研究较多，总体性分析偏少；宗教和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社会习俗方面的成果日益增加，政治与经济社会历史多角度分析尚显不足；史实记述、史料分析的成果较多，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成果较少；主要成果仍然集中在古代希腊罗马、欧洲中世纪等传统优势领域，而史前社会史、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亚文明、古代美洲文明、古代非洲文明、斯拉夫文明、伊斯兰早期文明研究等成果仍然不多，这些“弱项”都是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在未来需要努力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