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代西亚、北非史研究
    1、古代西亚史研究
    2014年度中国古代西亚史研究继续坚持从文献出发研究古代西亚国家、社会和文化问题。多数成果从具体文献入手分析具体问题。李政经过多年对赫梯条约文献的深入研究，对国际赫梯学界公认的赫梯条约文献是外交文献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在赫梯条约文献中有一部分文献是赫梯国王与本国封侯所签署的条约，尽管这类文献在内容和结构上与其他赫梯国王与他国国王、赫梯国王与属国国王签署的条约有相似之处，但是这类封侯条约显然是赫梯国内国王与地方统治者之间的内部协议，这项研究建立在近年来新发现的赫梯中央与地方管理文献及对赫梯条约类型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其观点无论在国际学界还是国内学界都具有启发性；[2]刘健研究了苏美尔文献中篇幅最长的古迪亚神庙建筑铭文，分析从阿卡德王国灭亡至乌尔第三王朝兴起之间苏美尔统治者建筑神庙活动中所反映的强烈的王权意识和王权专制观念，指出尽管该文献编纂者自称城邦的统治者，但是其文献中表现出鲜明的专制君主的统治观念和作为；[3] 国洪更对亚述行省制度进行了探析；[4]李海峰根据古巴比伦时期的女性继承契约、收养契约、租金比率和借贷利率契约等民间契约的记录指出古巴比伦时期著名的《汉穆腊比法典》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典，也不是古代人的行为规范条文，它应该是案例汇编，只有将该法典与其他契约文献结合在一起研究，才有可能更加深入地认识古巴比伦社会的经济和法律制度；[5] 陈飞深入研究了亚述国家的王表和年代记文献，从亚述国家迁都和归还马尔都克神像两个方面探索亚述帝国的发展历史，上述两个问题是亚述国王统治中最为重要的活动内容，从文献角度探索文献记录的特点、缺失，探索文献中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十分重要。[6]另外，一些青年学者在报刊杂志中介绍了古代西亚史研究的一些前沿问题和自己的观点。比如史孝文研究了大量公元前3千纪末至前2千纪初古亚述商人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经商活动的资料，以其中的古亚述商人的婚姻情况作为研究重点，提出了古亚述商人婚姻的共同性和独特性特征；[7]袁指挥、成淑君提出古代近东王后外交问题，根据著名的阿玛尔纳信件及相关文献记录分析了王后外交出现的历史背景和表现形式；[8] 霍文勇介绍了古巴比伦时期的书吏活动情况。[9]
    中国的古代西亚史研究者还关注了一些在世界古代史上具有共通性的、规律性的问题。于殿利全面分析了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国家治理结构，着重提出意识形态管理问题，指出两河流域国家从城邦到王国到帝国的发展历史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治理与意识形态管理思路，这些观念对后来的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10] 李海峰等关注古代亚述人的民族冲突与战争问题，从民族冲突与文化融合、民族冲突与民族战争、亚述人的尚武观念等几个角度观察亚述人的民族特性；[11]
    本年度古代西亚史研究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特点，即西方古典学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古代的东方国家的历史，总结古代东方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此类研究与近年来西方古典学界与古代波斯帝国研究者的联合研究有关，他们一方面关注古典作家笔下对波斯帝国的描述，也与古代西亚史学者合作，利用古代两河流域文献和波斯帝国的文献资料及考古证据，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12]
    另外，古代西亚晚期历史的研究是本年度研究的一个亮点。学者们注意到古代西亚地区的希伯来王国、帕提亚王国等古代社会晚期国家的历史。学者们从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民族源流、思想观念和史学研究等多个角度[13]看待这个时期历史发展的特点，是中国古代西亚史研究中一个可喜的进步。
    作为国内兴起较晚的世界古代史分支学科，西亚古代史的研究者担负着在学术界普及古代西亚历史知识和史学传统的责任。本年度，众多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有鉴于学术界渴望深入了解古代西亚文明的方方面面特点，拱玉书多年来致力于翻译楔形文字文学文献，针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其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拱玉书提出翻译古代文献应坚持原文的写作风格，鉴于苏美尔语与汉语皆为表意文字，因此在翻译中应坚持可繁可简、能简不繁，尽量避繁就简的翻译原则。[14] 赫梯文明是西亚地区一个重要的古代文明，但是多年来在国内没有得到足够关注，本年度刘健通过两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赫梯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赫梯历史发展的脉络及国内赫梯学研究的现状，期望通过这类介绍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和史学爱好者研究这个文明、关注这个文明。[15]
    总之，2014年度中国的古代西亚史研究中延续了注重文献研究和基础史料的特点，同时也延续了重视普及工作的特点。另外，古代希腊罗马史学者开始关注东方问题；西亚史研究者也注意到古代西亚晚期社会历史。期望将来我国古代希腊罗马史学者和古代西亚史学者能够进一步交流，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资料等方面开展全面深入的合作研究。
    2、古代埃及史研究
    本年度我国治古埃及史的学人发表了近20篇（部）学术论著、论文、译文和文章。夏鼐先生是我国第一位在国外获得埃及学学位的学者，其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是古埃及串珠。古埃及串珠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但自夏鼐先生研究了这个课题之后，六十年来几乎无人再涉猎此题。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斯蒂芬·夸克（Stephen Quirke）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后来的学者自认为无法超越夏鼐先生的研究。颜海英翻译了斯蒂芬·夸克的文章，该文章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夏鼐先生的研究成就。[16]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正在整理并计划出版夏鼐先生的这项研究成果。
    在古埃及文献中，沙苏人实际上是指巴勒斯坦南部和外约旦地区讲塞姆语的贝都因人，后来泛指贝都因人。在古埃及历史上，贝都因人与古埃及人有密切关系。郭丹彤梳理了大量文献，认为沙苏人不是种族群体，而是一个带有军事色彩的社会阶层，其生活包括游牧和定居等方式；古埃及社会中的沙苏人既有战俘，也有雇佣兵或强盗；这些人与以色列人还有一定关系。[17]王海利对古埃及文献《能言善辩的农民》进行解读和研究。[18]
    除了史料研究外，我国学者还关注古埃及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比较问题。赵克仁将古埃及文明与两河文明进行比较，认为二者在政治结构、经济秩序、道德法律、文学艺术和宗教思想等方面都不同，这主要是由地理环境、历史节律、民族性格等因素造成的。[19]文字是古埃及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王海利在考察中国“象形文字”之内涵的基础上，考察中国人对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译法的错误，指出古埃及文字并不是我国学人理解的象形文字。[20]
    在古埃及王权研究方面，王海利翻译了德国学者雷纳特·米勒-沃勒曼1994年发表的作品，作者对当时学界关注的“治水专制主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古埃及国家的第一次大危机出现在古王国末期，中央政权的崩溃导致了大饥馑，地方统治者尝试着使用新灌溉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古埃及国家的形成与治水和灌溉没有什么关系，古埃及不适用于“治水专制主义”理论。[21]
    在古埃及宗教思想和仪式研究方面，田明研究了罗马人统治时期埃及基督教修道制度的创始人圣·安东尼的思想，认为安东尼虽然极力倡导独修，但他并未完全脱离社会，因此这种带有“出世”特征的修道制度从一开始就没有完全抛弃基督教的“救世”特点。[22] 郭子林探讨古埃及国王的丧葬仪式的程序，剖析了该仪式对于古埃及王权的重要作用，认为它尤其从意识形态上起到了巩固王权统治的作用。他还以新年节为例，探讨在古埃及宗教仪式研究中，如何将人类学的仪式理论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认为人类学的基本仪式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史学方法相结合，可以更好地发掘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社会和政治意义。[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