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欧洲中世纪史研究
    1、关于欧洲中世纪相关问题的理论探讨
    近代大国首先崛起于欧洲。在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中，欧洲仍是一支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认识欧洲文明的发展过程、特征与利弊得失，具有经久不衰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侯建新认为，欧洲文明虽然吸纳了一部分古典文明的传统，但更多的还是接受了基督教文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明，其最大的创造表现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上，出现了新的模式。代表观念和代表机构的出现，以个体发展为前提、逐渐进入权力制约机制的初级阶段，这些是古典文明所不具备的。因此，欧洲文明不是古典文明的简单延伸，是一种独特的文明，也就是后来的资本主义文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赵文洪指出，欧洲文明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在于它确立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并用之实现了对自然的改造。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继承发扬欧洲文明的这个传统，并且不能忘记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给自然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巨大、持久的破坏。徐浩指出，欧洲文明的核心要素之一---的契约关系，它产生于中世纪。在对城市工商业的学徒契约中师傅和学徒之间的双向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考察之后，他主张，城市契约劳动是契约关系自上而下传播的发端，其影响所及不仅是中世纪中后期的广大农村，也成为现代欧洲文明乃至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刘景华则强调，日耳曼人入主西欧后形成的新文明诞生的内在机制使文明特征最先在中世纪西欧自治城市里凸显出来。多种文明要素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契约精神、公民社会、社会流动、代议制、近代国家政治原则等，都可以从自治城市中见到其实践，因此，西欧自治城市是欧洲政治文明的试验田。顾銮斋则探讨了赋税制度与欧洲政治制度演进的关系。在他看来，税制始终独立于王权，并对王权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在中世纪，征税必须依习惯与纳税人协商，取得他们的授权或同意，纳税人在参加国家税收活动过程中，必然形成相关组织，代表制、补偿原则、分权制衡等概念开始形成。随着这些精神的增长，一种既能保障人权又适于发展的政治体制终于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98]
    在中世纪史研究的新趋向上，近年来，随着“古代晚期”及“近代早期”等概念的日益成熟，原有的“中世纪”概念不断遭到解构。目前，在该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而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和演化路径，其中，在性别、异端、民族、物质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上，变化尤为显著。“全球中世纪”(Global Middle Ages)这种研究思路也存在着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但这一思路对现有的“中世纪研究”理念将构成巨大的挑战。[99]对于西欧现代社会转型始于何时问题，侯建新回顾了上世纪波斯坦、布伦纳等人的争论，并介绍了戴尔、麦克法兰和伯尔曼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个问题的最新观点。他认为，当下西方学者重视历史长时段的关联、重视整体社会的历史、人民大众的历史和观念的历史，从更宽阔的视野、观察社会转型问题，从而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中世纪观，形成了颇富思想张力和思考空间的“新中世纪观”。[100]同时，侯建新还分别从农民与欧洲资本主义关系、欧洲文明与资本主义关系，以及中西比较视野下的资本主义起源研究三个方面，探讨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作者以经济社会史的理论方法为分析框架，重视经济因素，同时重视观念、法律政治和思想文化传统等非经济因素，突破了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分野，从整体上对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中、西方社会进行长时段、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拓宽了历史学研究领域。[101]
    倪世光系统梳理了“封建主义”概念在西方的产生与演变。他通过研究指出，Feudalism（封建制度）概念源于中世纪拉丁文feudum（采邑）。在12世纪以前，feudum有着非常广泛的涵义。伴随《采邑全书》的编纂、研究和传播，采邑的概念集中于土地方面。16世纪，学界进一步把采邑与社会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一起研究，从而突出了中世纪社会的采邑特征。18世纪末，由该词衍生出来的Feudalism成为人们指代中世纪历史的专有概念。然而，Feudalism与其词源feudum之间的含义存在很大差别，对比二者含义的差别，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概念的实质。[102]变态封建主义是封建主义研究范式下的分支理论，它对中世纪晚期以英格兰为代表的西欧社会秩序作出了整体描述与评价，张莹指出，由于学者们对变态封建主义源头——封建主义的理解不尽相同,在变态封建主义的概念、起止时间与原因、内容、评价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分歧,尚需进一步探究与分析。[103]另外，张炜介绍了从传播媒介的视角解读中世纪史的理论方法。[104]
    时值我国古代中世纪史学者阎宗临先生（1904-1978）诞辰110周年之际，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2014年9月在山西太原举办了“欧洲文化史讨论会暨纪念阎宗临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近20所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学者济济一堂，探讨了阎宗临先生在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的创见与成绩，高度肯定了其开创的文化史研究模式对当前我国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2、 政治史研究
    本年度学术界在中世纪早期政治史研究领域有了诸多新进展。董晓佳、刘榕榕从早期拜占庭帝国招募蛮族为兵的政策入手，分析了该政策的利弊得失，指出来自帝国外部的蛮族劫掠与帝国内部蛮族士兵和将领的增多，引起了早期拜占廷帝国内部的反日耳曼人情绪。这种主观存在的情绪与客观存在的拜占廷帝国政治体制内部军权与皇权之间矛盾相结合，导致4世纪末5世纪初发生了自君士坦丁堡落成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105]武鹏考察了公元450—584年“无皇子时期”拜占庭皇位继承特点。[106]在中世纪早期法兰克国家政治结构问题上，传统观点通常将“国土瓜分”视为其典型特征，但陈文海、王文婧在对《法兰克人史》的相关文字信息进行细致梳理和分析之后指出，在早期法兰克国家的政治走向上，虽然分裂势力甚嚣尘上，但统一因素并未真正断绝，“国土瓜分”也并未真正构成法兰克国家的“合法传统”。格雷戈里之所以热衷于构筑并宣扬“合法瓜分论”，根本原因在于他既是法兰克政治分裂的受益者，也是法兰克分裂势力的代言人。[107]
    受“辉格派”史学的影响,诸多西方学者一直强调中世纪英国盛行限制王权的"法治传统"。然而孟广林认为，在当时的英国,虽然流行着由日耳曼法、封建法与神法融合而成的“王在法下”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并不能真正地限制独裁的国王。[108]在国家形成问题方面，马克·阿莫诺的论文《中世纪晚期（1250—1450）英格兰国家的形成》集中体现了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动向，颇值得关注，该文由孟广林、汪鹏译介出版。[109]刘贵华、苏璇以汉弗莱公爵为例，考察了兰开斯特王朝时期英国的民族意识。[110]英国革命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点之一，姜守明认为它表面上是由外来的斯图亚特王朝这个偶然因素促成的，实际上，它是英国反传统力量与维护传统力量之间冲突的结果。[111] 另外，郭军伟考察了中世纪苏格兰议会的形成问题，指出御前大会议是苏格兰议会产生的制度渊源，13世纪时苏格兰小贵族和自治市镇的发展为议会奠定了经济基础。[112]君士坦丁十一世是拜占廷帝国末代皇帝，败亡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围绕着他在城破之际的传说,不同的亲历者给出了不同的记载，陈志强指出，在这些传说的背后,反映出当时和后世人的种种动机，值得认真加以分析。[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