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研究方面，彭云、金余池通过浙江地区水稻考古遗存与韩国水稻考古遗存的对比研究，讨论了浙江东部考古遗存和韩国考古遗存相类似的特点，论证了中国水稻文化通过东海直接传入韩国的可能性。另外，他们通过对墓葬类型、实物对比研究分析，认为浙江境内发现的春秋战国考古墓葬的诸多类型和韩国西南部地区发现的诸多墓葬的类型特征基本一致，只是称谓不同。从采用的材料和形制、年代上看，韩国的墓葬形制是受中国墓葬形制的影响。[199] 王飞峰通过对中国古代及朝鲜半岛相关史料的分析，认为冬寿墓出现的莲花纹及坐帐形象应是直接源于汉魏十六国时期的辽西壁画墓，并对以后的高句丽壁画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冬寿墓的莲花纹在当时的高句丽地区仅仅是作为一种与坐帐共存的装饰纹样，并不代表佛教已经传入高句丽地区。[200] 郑春颖对公开发表的117 座高句丽壁画墓中冠帽图像较为清晰的个体逐一梳理，确定研究对象417 例。从定名入手，分类分型剖析了各种冠帽的形制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各种冠帽的服饰文化内涵，认为高句丽壁画所绘冠帽具有性别、等级、地域差异性且多民族服饰文化因素并存。她还对上述117座高句丽壁画墓中发式较为清晰的人物形象逐一进行梳理，确定研究对象215例。从发式定名入手，在辨析发式形制特征的基础上，探究了每一类发式的社会文化属性，概括了高句丽壁画所绘发式的文化特征。[201] 彭善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的考古新发现， 对中国出土高丽青瓷的类型、分期、流布背景及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202]沈芯屿从杭州历史博物馆馆藏高丽青瓷的造型和纹饰、时代、与浙江青瓷的关系等方面入手，探讨了其与浙江青瓷文化的渊源关系。[203]
    移民史是近年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拜根兴对出土于洛阳、西安的入唐高丽人墓志作了整体探讨分析，涉及这些墓志出土的地区、数量，指出这些墓志多系出自盗掘或非正式发掘，并有家族式特点；对墓葬的作者、墓主的出身等也做了相应的探讨，并对其史料价值作了评价。他还依据中外现存文献资料，探讨了墓志涉及的陈法子入唐相关问题和墓志中的百济地方郡名问题，他认为陈法子家族属于移居中原的百济化汉人。拜根兴还对新公布的在唐新罗人金日晟墓志进行了考析，探讨了金日晟的生平、婚姻、官职及其丧仪的规格。由于金日晟其人在文献史料中失载，作者根据现存资料推定他为新罗孝成王、景德王的从兄。[204]楼正豪通过墓志和相关史料，对高句丽遗民高牟的出身、投诚背景及入唐活动做了考察，确认了唐朝对投诚的异民族上层人士所采取的优待政策。[205] 孙炜冉对渤海遗民流入高丽的高潮及总人数、遗民的构成、安置情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渤海遗民与高丽人的关系就是高丽王朝与其附属民众的关系。[206]芦敏从移民历史背景、迁移路线、活动过程等方面，较为全面地分析10—13 世纪华人移民构成及其对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贡献。[207]沈岩根据史料及相关研究对辽金元时期女真人在朝鲜半岛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考证，认为辽金元时期, 居于东北的女真人其分布地的南部达到朝鲜半岛的东北部和西北部，朝鲜的咸镜道、江原道、平安道、两江道等地都是女真人聚居比较密集之地，辽金元政权对这部分女真人进行有效治理，巩固了中国王朝在朝鲜半岛的疆界。[208]
    在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和古代中朝关系史研究方面，魏志江认为费正清关于“华夷秩序”的论述，并不完全符合10-14世纪东亚国际秩序的事实，这时期的东亚不仅不存在以宋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而是以辽金蒙古为中心，形成了“华夷变态”的东亚世界。[209]李途、谭树林从观念—制度—体系—秩序四个层次入手，对天下观念、封贡制度、东亚封贡体系及东亚封贡秩序四个概念的逻辑关系做出解读，以期理解传统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关系。他认为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发展成为秦汉、唐宋及至明清时期的册封—朝贡制度，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封贡活动逐渐制度化和常态化，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构成了东亚地区的传统国际秩序。[210] 李磊梳理了百济的天下意识及其对东晋南朝天下秩序的参与，认为百济的天下意识不仅对百济自身的国家建构影响甚巨，而且成为东晋南朝天下秩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211]
    王小甫等著《中韩关系史·古代卷》对从远古至清朝中期中国与高丽、朝鲜的关系进行了梳理。[212] 刘丽敏对历史上中国官制对朝鲜半岛官制的影响进行了梳理，认为朝鲜王朝的官制体系是随着中国朝代更替、制度变迁而随之发生改变，在借鉴中国官制的同时，依据朝鲜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取舍增删，以适应本地区的实际需要，并不断更新、完善，最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李氏朝鲜职官制度。[213]孙泓以高句丽中期历史为中心，讨论了246年至427年间东北亚诸民族、政权的关系，认为研究清楚这段历史,对了解当时东北亚诸民族政权的关系,还原高句丽与新罗、百济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214] 陈俊达对《高丽史》一书中“中国”一词进行了梳理，在考察“中国”一词含义的基础上，得出高丽人“中国观”的两个特点，并分析形成高丽人这一“中国观”的原因及高丽人使用“中国”一词的依据。[215]魏志江对《高丽图经》撰写的背景、内容、体例、史学价值及其所反映的宋人对高丽的认识等进行了论述，认为该书不仅是研究高丽史和中韩关系史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反映了12世纪高丽王朝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216]陶然以高丽著名文人李齐贤的诗文著述为例，分析了他在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同时，所流露的强烈的乡邦意识和本土观念，认为这既是他创作中的自我意识，也是元代多民族共存的文化环境的反映。[217]边兰芹分析了征东行省与高丽国之间由“部分从属”转为“混合行政”的关系演化过程。[218]谭红梅对高丽朝的丽日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高丽因为倭寇问题严峻而主动发展同日本的关系，从而建立起了具有实质内容的官方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倭寇之患的因素促成了丽日之间的官方交往。[219]袁晓春依据《明太祖实录》、朝鲜《高丽史》等珍贵史料，对明朝皇帝朱元璋与高丽使臣郑梦周的外交活动进行个案分析，考察了明初与高丽王朝的外交关系的建立与发展。[220]
    在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王旭对中韩古代文化在文字传播、政治制度借鉴、典籍交流和科举制度效法等方面的交流进行了论述。[221]景志强通过对中朝卵生神话的比较，认为卵生神话与先人所生活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宗教、习俗、心理、思维方式以及民族交流融合息息相关，并与两个民族鸟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心理机制相关，表现了两个民族对宇宙、人类起源神圣的记忆、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揭示了两个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源远流长。[222]孙铎铭对箕子朝鲜起源说和“檀君朝鲜”起源说的内容与后世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223] 叶恩典对泉州附近进行了田野调查，结合历史文献，认为泉州附近的新罗村、新罗寺、新罗塘、高丽巷、高丽墓、高丽厝等，均与古代的新罗国语高丽国。存在十分微妙的渊源关系，而雪峰义存禅师、福清寺与玄讷禅师、昭庆寺等佛教人物、寺院和典籍，也是泉州与新罗佛教交流的直接见证。[224]王霞对唐玄宗时期的唐罗交流进行了探讨，认为玄宗时期，新罗积极的亲唐外交和努力学习唐文化的态度，获得了玄宗的认可和赞誉，称其为“仁义之乡”、“君子之国”。这既反映了唐对新罗文化水准的认可，也反映了唐罗之间特殊的亲密关系，并促使新罗的国际地位得到很大提升，逐步成长为东亚强国。[225] 黄勇认为睿宗的崇道行为使高丽道教取得了接近国教的地位，反映了其“三教鼎立”的治世观，也体现了其“文轨同乎中夏”的治国理想。[226]
    宋成有认为宋丽之间的史籍交流，为金富轼撰写《三国史记年》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基础，中国古代史籍编纂的体例和修史思想在《三国史记》中也可以找到相似、相通、相同之处。[227]吴冰强调大量汉文典籍因流传到朝鲜而避免了被禁绝的命运，从而解决了中国在历史学、文献学上面对的许多难题。[228]周海宁研究了中国文化对高丽、朝鲜史学的持久影响及朝鲜史学自身的逐步内化发展过程。[229]李宝龙对高丽朝汉文学词不如诗的文学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高丽朝的词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还是影响上都远不及汉诗创作，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其中文学功用的替代、创作取法的不足和理论支撑的缺乏等因素是导致了高丽朝词文学创作低迷的重要原因。[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