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世的对外贸易史研究方面，张兰星论述了16-17世纪欧洲人的对日黄金贸易，认为16－17世纪大量黄金被欧洲人运进日本后，活跃了日本的外贸活动，还刺激了亚洲的货币流通。不过太多的黄金被运入日本，也造成了日本的通货膨胀。另外，他还探讨了17世纪前期荷兰对日贸易成功的原因 [174] 张晓刚、刘钦、万映辰等探讨了锁国时期中日韩三国的贸易交流，认为17世纪东亚暨中日韩港口城市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国内外政治背景：一方面中日韩三国均遭受到“西学东渐”的冲击与影响，另一方面，三国又都倾力维护国内的“政治稳定”。各种政治因素交互影响并促成了此一时期东亚三国的“锁国”局面，且在此背景之下形成了广州、长崎、釜山“一口通商”的贸易格局。张晓刚、刘钦将17～18世广州和长崎的对外贸易进行了比较，认为广州、长崎对外输出品等级及流通范围存在较大差异；作为亚洲乃至世界重要贸易集散地的广州，无论是港口贸易量及额度还是贸易商品流通范围均非长崎所能比拟。然而，在近代东亚转型期来临的前夜，两座港口对各自国家社会变迁所起到的作用却大不相同，亦对后来中日两国的早期现代化发展进程产生了迥异的影响。[175]
    在近世思想史、教育史研究方面，中国儒学与日本近世思想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课题。唐利国探讨了日本在近世至近代的历史过程中是如何利用中国儒学建构民族自我认同的。武士道论是近代日本在塑造民族认同过程中逐步发展和确立起来的一套重要话语体系。作者通过对山鹿素行、吉田松阴和井上哲次郎三位武士道论者的分析，考察了致力于建构民族自我认同的日本武士道论者，在展开关于武士道的历史叙事时，究竟是如何处理儒学这一来自中国的“他者”。他认为，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是日本人无法回避的“巨大的他者”，它先是被利用，而后又被抛弃。“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最终演变为双重的“虚构”。[176] 刘琳琳考察了近世日本关于伊势外宫地位的争论，指出江户时代伊势神宫中的内外两宫围绕外宫的性质和地位高低问题发生过激烈的论战，内宫方面否定外宫祭神是国常立尊，并彻底反对中国的阴阳思想。外宫在论战中的失败是由于其追求的内外宫地位对等与封建等级秩序之间存在根本矛盾。[177] 史少博研究了本居宣长对儒学思想的否定，认为本居宣长以“完全摆脱中国思想”为治学目标，极力排斥儒学思想，主张通过古神话、古传说了解日本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探求日本精神的文化的本质和源泉。他推崇的日本至上优位论，以及日本精神，被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所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向外扩张的理论来源。[178] 李静分析了江户时代儒学家中江藤树前期著作中的排佛思想。[179] 董灏智通过对江户时代的古学派的考察，认为古学派学者对宋学的结晶“四书”皆有过新诠释和不同程度的解构，形成别具特色的古学“四书”认识。并且这一新认识中还凸显出实务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它开启了日本在前近代去中国化的开端。[180] 范业红认为江户时期日本学者诠释下的“华夷”观念，对日本国家主体意识的树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81] 杨立影考察了江户时期大名保科正之颁布的用于教育家臣集团的《家训十五条》，认为保科正之等江户大名通过理解和接纳儒学理念构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伦理道德方面，强调“五常之理”，成为江户时期“文治”政策的发端。[182]胡学亮考察了江户时代日本飞弹国町方村寺子屋的农村教育状况，张梅、胡学亮对江户时代日本藩校教学活动进行了分析。[183]
    在近世的中日关系史和文化史研究方面，王晓秋介绍了清代中国漂流民与日本儒生的笔谈内容。指出笔谈的内容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互相认识。[184]仲光亮考察了江户幕府时期日本的对华观，认为江户幕府时期的日本，其对华观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贱视清朝，视清朝为“夷狄”，坚持拒绝与清朝通交的立场；另一方面，却又特别重视清朝，视清朝为日本主要的威胁。日本江户幕府虽利用其周邻外交和唐船贸易的信息渠道，在搜集清朝“三藩之乱”、乾隆帝南巡等政治情报的同时，尤其重视搜集舆地、军政、武备技术等清朝军事方面的情报。这种看似矛盾的对华观正是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涉华行为的特征。[185] 陈尚胜利用日本《华夷变态》的史料，分析了日本江户幕府对清朝统一台湾问题的关注。[186] 李若愚论述了日本“锁国”政策对19世纪以前日俄关系的影响，指出十七世纪后俄国的远东扩张政策和日本的锁国政策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外交理念，为19世纪前日俄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调。[187] 葛兆光从前近代东亚各国文化竞争的角度评价了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他认为，从15世纪到19世纪，朝鲜曾有60多次派遣使团赴日，这些使团中的文人留下了约40种类似出使日记的有关文献，以及相当数量的笔谈、唱酬和绘画。这些文献资料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呈现了这几个世纪日本与朝鲜的政治关系与文化比赛，也让我们看到在近世东亚的政治与文化上中国的存在，日朝交往中，无论在政治领域的名分、礼仪、文书上，还是在文化领域的衣冠、风俗、学问、艺术上，现实上的“明清”虽然缺席，但历史上的“中国”却始终在发生影响。因此，在朝鲜通信使文献中，尽管看到的主要是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复杂关系，但也可以看到中国在通信使文献中，仿佛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188] 范业红、郭锐、王箫轲分别考察了前近代日本的朝鲜观，范业红认为江户时期日本人的朝鲜观是一个集尊敬、蔑视、侵略于一身的混合体，在日本江户时期文人儒士的观念意识上均有所体现。郭锐、王箫轲探讨了日本前近代的朝鲜观，梳理了从古代神功皇后的征服三韩传说到十九世纪“征韩论”的发展过程。[189] 熊寰叙述了日本早期瓷器的发展。他结合日本文献的相关记录和考古发掘资料，分析了日本瓷器创烧的时间，指出在日本瓷器初步的发展阶段，日本国内的官方干预和国外的相关因素对其产生了促进作用。[190] 马丛慧介绍了几部日本重要的茶书，概述了中国茶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191]
    2、朝鲜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 2014年度我国学者在朝鲜古代中世纪史方面发表了论文集4部，[192] 论文90 余篇，召开了中国韩国学大会和朝鲜史研究会年会，推进了中国朝鲜史研究的发展。本年度的中国朝鲜史研究继续以文化交流史、中朝关系史、专题史为主，对一些宏观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则关注较少。
    在朝鲜半岛早期历史研究方面，王元周以朝鲜半岛的国史构建为核心，分析了“檀箕认识”的演变过程，并通过阐述“檀箕认识”与国史构建的互动关系，展示了“檀箕认识”演变的复杂性，以及对朝鲜半岛的中国认识的影响。[193]李春虎介绍和分析了古朝鲜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探讨了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的历史内涵、发展特点以及学界主要争议点,试图对古朝鲜历史给予更加合理的解释和定位。[194]苗威以貊族的考古文化为重点,探讨了貊人在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发展状况，认为貊人的历史不仅是中国古代地方史重要内容,也是在叙述朝鲜古代史时常常涉及的问题，貃人的活动范围跨越了今天图们江和鸭绿江,因此在中朝古代关系史研究中也是一个重要话题。[195]她还探讨了辰韩的民族构成，认为新罗早期的社会组织“新罗六部”是在原来的“辰韩六部”的基础上转化而来的。辰韩的基本人种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尽管存在诸多“外来户”，但并不是辰韩民族的主流。[196] 孙炜冉对高句丽与倭的战争进行了探讨，认为五世纪因政治发展需要，高句丽和倭都想在朝鲜半岛确立主导地位，因此展开了诸多角逐，甚至军事战争。而经过好太王的军事干预，屡屡挫败倭国侵入新罗的企图，为高句丽确定半岛霸主地位、清除倭国在半岛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确定了五世纪初的半岛格局。[197]尹铉哲、刘楠楠以《三国史记》为中心，探讨了靺鞨人的历史活动、分布范围及其性质等，认为《三国史记》的“靺鞨”不是简单的一个部族，而是不同期不同部族的泛称。[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