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宗教史研究
    在此研究领域，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依然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夏继果考察了穆斯林征服初期伊比利亚半岛地区基督徒的生活状况。在711—756年期间，穆斯林或通过军事征服或通过签订和约的方式，确立了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控制，并将其更名为安德鲁斯。通过对原始文献的考察，他主张，西哥特王国遗留下来的统治秩序在相当程度上得以维持，基督教徒被迫缴纳人头税，在此前提下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会仍然如征服以前那样正常运行。由此可以看出，安德鲁斯的穆斯林与基督教徒形成了一种相对和平的共存关系。[126] 杨宏伟关注了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会对世俗武力的规范与引导问题，叙述了世俗武力如何既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又成为教会保护者的过程。[127]长老约翰传说盛行于十字军东征期间的欧洲社会，欧洲人于14世纪把长老约翰的国度放在埃塞俄比亚。姬庆红认为，这一变化是在当时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欧洲与“复兴”的埃塞俄比亚有着反穆斯林势力的共同需求，远东长老约翰神话破灭及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传统等共同作用的产物。[128]作为欧洲最大的宗教骑士团之一，圣殿骑士团在1307年突然遭受了致命的异端审判。王向鹏指出，在异端嫌疑外衣的掩盖之下,这场审判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同十字军运动的衰落、皇权与教权的斗争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29]
    欧洲宗教改革史依然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领域。张炜考察了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改革者与传播媒介的互动关系，指出改革者借助印刷品的空间延伸性和时效性，打破了教会倚重手抄本实现的知识垄断，由此可看出谋求社会变革者与新兴媒介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联系。[130]刘涛探讨了英国宗教改革对近代早期英国城市发展的影响。[131]朱孝远从国家层面、邦国层面和城市、乡村层面论述了德意志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新的国家—教会关系如何为近代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32]钱金飞重点关注了宗教改革对德意志近代早期国家构建的影响问题。[133]作为宗教改革时期的重要人物，马丁·路德在反抗暴君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也受到关注。[134]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了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引起了新教统治者与虔诚基督徒之间的冲突,进而威胁到了新教社会秩序的稳固。周施廷通过对帝国城市纽伦堡的相关证据的解读，指出纽伦堡新教政府的政策具有较大的灵活性。[135]
    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宗教仪式与庆典近年来已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马克·布洛赫的名著《国王神迹》中译本的问世，对人们更好的理解此项研究的意义必将有所帮助。[136]以宗教礼仪与王权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张炜对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的王室加冕礼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137]
    6、思想文化史研究
    在城市文化研究方面，刘耀春考察了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1300年—1600年)意大利城市的街道形态的变化。他认为，当时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注重街道的平整和路面铺砌(尤其是连接重要公共活动区域的主街道)；强调街道“立面”的塑造，即街道两边宫邸立面的“装饰”性和风格的协调一致。此外，文艺复兴晚期还出现了新的街道美学原则，即注重透视效果的笔直街道。文艺复兴时期的街道形态的变化与这一时期城市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等的变化交织在一起，并对后来意大利和欧洲城市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138]赵阳梳理了中世纪英国城堡的类型，并认为城堡的不同类型及演变趋势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变迁。[139]
    在大学发展史研究方面，张弢考察了大学称谓的起源和发展。通过梳理universitas, studium和studiumgenerale的文献出处以及年代，可以发现，这三个专有名词不能相互替代，它们各自指向了中世纪大学的不同侧面，即学人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学校式的传统教学模式、被普遍承认的地位和特许权。同时，对史料的释读也勾勒出了大学于12 世纪末至13 世纪初在欧洲的起源史。[140]韩彩英肯定了中世纪大学的创立和神学家的思想对近代科学发展的积极意义。[141]
    在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刘耀春关注了中世纪盛期意大利对法国文化的接受问题。[142]毛晨岚、罗爱林讨论了拜占庭与罗斯早期文明交往问题，突出了修道院等因素的重要作用。[143]
    7、史学史研究
    本年度集中涌现了数篇关于中世纪史学史的研究成果。约尔达内斯是6世纪生活在罗马帝国东部的历史作家，因其所撰《哥特史》重要的史料价值而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康凯讨论了《哥特史》的写作意图。他认为，实际上，《哥特史》和约尔达内斯的另一部著作《罗马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两部著作中，约尔达内斯通过记述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功业和兴衰，试图呈现出一个动荡不安的尘世，以此来劝诫人们转向虔诚的宗教生活。[144]史学的鉴戒功能一直被西方的治史家们所贯彻。不过，由于社会政治结构体系的差异，史学鉴戒功能的指向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朱君杙、王晋新指出，在加洛林时代，由于君主在社会政治结构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以及皇室教育和封臣效命封君的义务，使得这一时期史学作品的鉴戒功能出现了服务皇室的新指向。[145] 在拜占庭史学方面，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的《编年史》是拜占廷帝国时期的一部史学名著，该书内容十分丰富且主题突出，紧密围绕11 世纪帝国的政治生活主线和活跃人群展开记述，令这部作品突破了中世纪编年史的写作体例，兼具叙事诗和人物传记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中世纪欧洲历史写作传统，在写作模式和著史观念等方面对后世文艺复兴史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146]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史学以古典主义为特色，以事实为依据，注重各类史料的考证和辨析。在博古学的影响下，史料的范围得到很大扩充。而史料的考辨，则明显受惠于修辞学。这是人文主义史学走向实证的内在理路，再加上对多学科方法和手段的利用，已展示出新的史学风貌，有助于19世纪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影响下实证主义史学的形成，在西方史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进程中，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147]此外，张广智阐述了马基雅维里作为历史学家对近代西方史学的重大贡献。[148] 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长期以来是欧美学术界的学术热点之一。孙义飞对此项研究的学术史做了梳理，指出在其漫长的研究历程中，主要经历了四种研究范式的变革：理性主义范式、浪漫主义范式、新社会科学或人类学范式、现实主义范式。而在阐释体系中，自然、社会、文化领域的跨学科综合分析、真实性与可感性以及重视微观问题等成为时下研究的常态。[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