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礼记·礼运》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①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擘画的社会理想蓝图，意在哀悯恤养无依无靠的弱势者。本文所论的孤幼就是其中的一类人。在凶礼中，无父者称孤，无母者称哀，父先亡母後亡者亦称孤。②易言之，孤子可能无父，也可能父母双亡；在年龄上，或长或幼都可称孤子。无父之孤子，尚有寡母抚育；年长之孤子，已有自谋生计之能力，故最可怜的就是父母双亡，年幼无依的孩童。《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③则孤幼正是人伦有缺憾，生活需照料，苦痛无处说的穷民。《管子·入国》有所谓的“恤孤”：“凡国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④此乃政府将无父无母的孤幼，托诸邻里亲故来长养，以免其不能自济而转死沟壑。
    孤幼欠缺处事的行爲能力，也不知该如何保护自我的权利，在其成长过程中，很容易被人欺负，不仅生活无人照料，连父母留给他的家财也可能遭觊觎而被侵占。中国自古已有恤孤政策，但唐以前政府对孤幼的照顾与重视程度似不如老寡，直到宋代情形才有明显改变。宋代不仅有系列性的慈幼措施，⑤更有专门针对孤幼生活与财产的制度设计。所谓“孤幼财产，官爲检校”，⑥是政府收管孤幼家财，运用之以抚养孤幼的办法。然何谓孤幼？公权力在什麽情况下才得检校孤幼财产？政府介入民间私家事务，固然有哀矜孤幼之意，但也会引起不少官营耗竭之弊，本文将检讨孤幼检校法的形成与演变，分析该种抚育孤幼的方式有何特色与利弊得失，并评议政府的管理与惩治措施的成效。宋代的孤幼检校政策体现了儒家的社会理想，是中国古代首度出现政府在积极照顾孤幼，其意义非比寻常。
    孤幼的财产危机还来自家产分配不平，自汉宋以来，政府已处理遇不少孤幼的争产案。由於孤幼不能明了父母处理财产的真实心意，不能作出有利於自己的证据行爲，更不能阻止不肖者的意图占夺。等到长大後想要争回自己的权利，却往往面临家财已空，举证困难的窘境。孤幼的财产危机，常来自於有近水楼台之便的亲人，这使得孤幼的争财之途，倍极艰辛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也爲了保障孤幼的财产权利，南宋政府特别制订了一个儿女分产法，以补充传统继承法之不足。然儿女分产法“女合得男之半”的方式如何产生？它的主要作用是什麽？该法是否意味着女性的财产权提升？它对传统的继承法有何冲击？本文拟对这个学界争议不断的问题，提出另种解释。
    二 汉唐孤幼的财产危机
    恤养无告穷民的大同理想，自汉文帝开始渐落实於政策层面，汉唐之间不时出现对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的赈给或赐恤。然遗憾的是，赐给的布帛谷物，不但数量有限，而且次数太少，吾人与其视之爲养老慈幼恤贫的社会政策，不如当成政府行仁德、施惠政的一项宣示。再者，孤幼在政府心目中的分量，能否与老寡等量齐观，也是问题，因爲政府赐恤的对象时而名之爲孤老、高年孤独、孤寡老疾、孤老贫疾，这里的孤可能爲孤单、孤寂之意，未必指无父母的孤幼。因此从政策层面来看汉唐政府对孤幼的照顾，可能是不足的。
    特别将孤幼标示出来作爲其施政重点的，首见於南朝刘宋。宋文帝元嘉三年(426)诏：“其高年、鳏寡、幼孤、六疾不能自存者，可与郡县优量赈给。”又，宋孝武帝即位赦：“高年、鳏寡、孤幼、六疾不能自存，人赐谷五斛，逋租宿债勿复收。”⑦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孤幼的抚恤不仅是给赐而已，相关思维的多元化，显示政府即使没有一套完整的慈幼政策，也已注意到孤幼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曹魏时有所谓的“四孤论”，其中一孤爲：“有生而父母亡，无缌亲，其死必也者。”大臣们议论以爲，如他人收养此孤幼，乃“恩逾父母”，不需受“异姓不爲後”所限。⑧宋齐梁等朝曾对军人需扶养孤幼或茕独而养孤者，则有遣还、蠲田租的优待；而於临阵致命及疾死者之遗孤，则政府收恤之。⑨南朝最有突破性意义的是设立专责收养机构，照顾孤幼等弱势者。《出三藏记集》卷一二提到齐文皇帝“给孤独园记”，这个给孤独园，或许与梁武帝置於京师的孤独园有同样功能，在使“孤幼有归，华发不匮”。⑩南朝诸多的慈幼措施，皆以生活照顾爲主，从来没有介入孤幼家庭，帮助其处理财产的想法。至於北朝，政府对孤幼的重视似远不如南朝，除了传统的赐给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之外，鲜少看到更积极、具针对性的作爲。
    齐梁的孤独园，可能源自佛教社会福利的理念，寺院专置悲田病坊以收养“贫穷孤老乃至蚁子”，(11)这其中应包含孤幼在内。唐代官方踵继齐梁之後，也响应佛教的慈悲情怀与福田思想，只是玄宗以前国家可能仅以利钱禀给寺院病坊，(12)以助其“矜孤恤穷，救老养病”，(13)直到武宗毁佛，李德裕才建议官方全面接手寺院悲田坊，以免“贫苦无告”者失其所养。(14)总之，无论是寺营官助的悲田坊，抑或是纯官方性的养病坊，所收恤的对象似不应排除孤幼。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唐政府对官方设专责收养机构的意愿并不强烈，它把社会救济的责任更加付托在亲邻身上。《唐令拾遗》卷九《户令》开元二十五年(737)令：“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15)唐政府对孤幼的照顾，除了传统性的赈给或听任机构、亲邻收养外，还有就是任其养爲异姓男女以供驱使，(16)或对流贬亡殁者之幼弱不能自济者，量给棺榇优恤发遣之。(17)唐政府没有把恤养孤幼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慈幼的社会政策其实是停滞不前的。
    汉唐政府鲜少注意孤幼问题，自然更不会无端介入孤幼之家的事务，除非是发生财产争讼。《风俗通义》有两则故事很令人玩味。一件是汉宣帝时陈留富人八十余，死时前妻女已适人，後妻子方数岁，女欲夺其财，乃诬後妻子非父所生。廷尉丙吉以略带神异的断案方式，判财物归後母之男，(18)这正表示汉初以来男优於女的财产继承精神。(19)
    另有一件，同样是一家人，孤幼子爲出嫁的长姐欺负，夺其财物的例子：
    沛郡有富家公，资二千余万。小妇子年裁数岁，顷失其母，又无亲近，其大妇女甚不贤。公病困，思念恶(婿)争其财，儿判不全，因呼族人爲遗令云：“悉以财属女，但遗一剑与儿，年十五，以还付之。”其後儿大，姊不肯与剑。男乃诣郡，自言求剑。谨案：时太守大司空何武也……曰：“女性强梁，(婿)复贪鄙，其父畏贼害其儿，又计小儿正得此财，不能全护，故且俾与女，内实寄之耳！……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活，此女(婿)必不复还其剑，当闻县官，县官或能证察。……”悉夺取财以与子，曰：“弊女恶(婿)，温饱十五岁，亦以幸矣！”於是论者乃服，谓武原情度事得其理。(20)
    此案也是孤幼子与出嫁女争财。何武判案如执着於遗令，则小妇子顶多只能拿回一剑，然何武“原情度事”，推测富家公爲保全此儿，才姑且将财属於女。从何武之言“小儿正得此财”来看，时人认爲子男应有优先继承父财的权利。只因小儿年幼，如其父径与大笔财产，反而可能肇祸，爲女、婿所害。富家公不依常情来分配财产，实不得已也；而其寄望清明县官证察，亦用心良苦也！何武点出“且俾与女，内实寄之耳”，则一针见血地道破财产权归小儿，其姊不过扮演代理人的角色。虽说弊女恶婿占夺家财，也终究抚养其弟十余年，故何武仅判还财於弟，其余便不再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