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校孤幼财产的机关，熙宁四年(1071)以前隶属於开封府司录司的检校库。抵当免行所成立时初设於检校库，其五种业务之一即检校小儿钱。(59)然《元丰令》後检校孤幼财产成爲全国性的制度，是否仍由检校库负责，尚有疑义。政和元年四月六日臣僚言：“孤幼财产，并寄常平库，自来官司以其寄纳无所，专责转运司。”(60)看来孤幼财产已寄於常平库，并由转运司监当之。不过主管机关即使已确立，营运之弊依然难防。该法在营运上的最大问题，其实就在召人抵当举钱。政和诏言明“须有物力户爲保”，但仍有“士人负贵人势贷而不肯偿”，(61)正是有保任而竟仗势请贷，不肯还钱。相关问题的议论，政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前知汝州慕容彦逢说得最透彻：
    然间缘形势户虚指抵当，或高估价值，冒法请领，不惟亏欠岁息，乃至并本不纳，迨其长立合给还之时，元检校钱物，并无见在。其冒法请领之人，或从官远方，或徙居它所，或不知存在，或妄托事端，惟以空文来往，因致合给还之人，饥寒失所。(62)
    慕容彦逢所说的“虚指抵当”，意即无占有质。(63)也就是不必交付担保品，仅指注其物而已。文中称其爲“高估价值，冒法请领”，显示“虚指抵当”原爲官府所不许的非法行爲，所有“质当举钱”者都应在举借孤幼财产时，交付相当价值的担保品给官府，这正是慕容彦逢宣称的“召人借抵当，量数借请”。(64)由於虚指抵当的多爲形势户，官府不敢依法处理，遂任其欠纳本息而莫可奈何，另方面，虚指之抵当物也不得收爲官有，估卖抵偿，遂导致公文徒然往返，催促其还钱，却不得采取更积极的惩革措施。政和元年诏虽然添加“须有物力户爲保”字样，可是在“留住保证”观念下，只要债务人不逃，保人便不必代偿，(65)而冒法请领者的从官远方、徙居他所，也很难认爲是逃亡，故即使借请须有保任，恐怕同样是推拖了事，无还债实效。
    南宋大体依循北宋的制度，也实行孤幼检校政策，但此时的弊端似乎较昔日更严重。如前文所述，北宋的问题多出在“质当举钱”，是营运上遭不肖者冒法请领，或不能偿本利。而南宋的问题，则在官府管理不当，或刻意侵占孤幼财产。孝宗乾道元年(1165)南郊赦：“州县检校孤幼财产，官司侵用，暨至年及，往往占吝，多不给还。仰州县日下依条给付，仍令提刑司常切觉察，如有违戾，按劾以闻。”(66)此後连续在乾道三年、六年、九年南郊赦都提及，可见这已成爲难以根除的沉疴。
    南宋寄库钱的种类繁多，孤幼财产是其中的一种。由於寄库钱在存储、管理、给还上颇多不当与不法，致侵损人民利益，或引起诉讼纠纷，故光宗绍熙元年(1190)敕设定管理制度与惩治方式：
    可戒郡县应民间寄库钱，皆令刷具，别置簿历，专作库眼，俟其陈请，即时给还。或非理没入，既经翻诉给还者，亦仰依限支给。如或循习弊，并许人户越诉。委自省部、御史台取其违慢悖理尤甚者，其职位姓名取旨责罚。(67)
    官所检校的孤幼之家财产，除了“见寄金银见钱”外，(68)还有“帷帐衣衾，书画玩好”之类的物品，以及田产与米谷、孳生之类的养生之具。(69)这些资财，都应登记於官府簿历上，并随估卖价值与质当举钱之损益情形，即时反映在簿历上。但如田产、牲畜等不便入库的财物，则可能将契照封寄官库，以爲凭证。所有寄库财物都依库眼存放、排列，并作登录，以便取用、收置与给还。绍熙元年敕的管理制度可能早已存在，只爲了提醒官人认真执行而重申之。敕中对於官府非理没入民财的行爲，严予谴责，不但要求其依限支给，并特许人户越诉，显示统治者非常严肃地看待百姓的这类寃屈，同时还责令台省取旨责罚其尤悖慢之官吏。
    无论是营运不佳或管理失当，都会减损孤幼寄存於官库的财产，如果主管官吏再将该财产以官帑视之，随意挪用或侵占，则孤幼长大请还时，不是耗用殆尽还不出来，就是藉故推延无意给还。宁宗嘉定六年(1213)臣僚论孤幼宗子之财产时，亦言及民间孤幼之境遇：
    民间孤幼，责在州县……应办窘迫，苟且目前，罕不於此移借。西南两外宗子孤幼，责在宗司，宗司自行拘收，吏辈既因以侵欺，用度务侈，遂视爲公帑之储。……至於执券就索，以岁月久远拒之，否则婉辞以款之，十或不能还一二。彼其初籍之，已有利之之心。盖自籍而至於给还，近亦不下十载，而居官不过二三年爲任。前者以非我给还而敢於用，後者以非我移用而吝於还。(70)
    如果不是主管官吏的移借、侵欺，根本视孤幼财产爲私人所有，或公款之补贴，则就算岁月再久，也照样可依簿历账目还出，或至少可得营运减损後之结余。然最可议的竟是主管者的心态，盖初籍时，已预知自己十余年後不在任，不须负给还之责，所以敢大胆滥用；而接任者，又以滥用耗损之责不在我，难道要我违法挪用其他款项，还出孤幼财物？
    形成前後任间这样的纠结，实因各自的责任未分清，统治者也怠於执行惩治之吓阻效果。监临之官利用职权侵占部民财物，本可用“率敛所监临财物”条来论罪，(71)但长久以来似未见主管官吏因此而获罪。南宋时特别针对孤幼财产的保全设下两道法令，《清明集》卷八《户婚门·孤幼》胡石壁“叔父谋吞并幼侄财产”云：
    准敕：诸身死有财产者，男女孤幼，厢耆、邻人不申官抄籍者，杖八十。因致侵欺规隐者，加二等。(72)
    凡侵占隐没孤幼财产的乡邻，以杖一百论处，但对在官监督不周的主司，却有轻轻放过之嫌。行政体系从上到下都如此松懈，杖一百的刑责又不足以发挥威慑作用，难怪孤幼财产不得给还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了进一步保全孤幼财产，嘉定六年应臣僚要求，诏：“今後有法应检校之家，其财物并拘桩本县常平库。”(73)另外，还增加了对擅支者的惩处，胡石壁在另个判案中引用敕书曰：
    准敕：辄支用已检校财产者，论如擅支朝廷封桩钱物法，徒二年。(74)
    该敕可能下於嘉定十五年，而所谓的“辄支用”，应包含“支移他用者”与“侵欺规隐者”。(75)这些检校弊端，早在南宋初已存在，至今似仍无改善迹象，尤其从“侵欺规隐”者的刑责，自杖一百加重至徒二年，更可见问题已不止於乡邻的欺隐不报，而更严重到相关官吏的侵吞隐占，致朝廷非出严切手段，不足以表示遏止不法的决心。再者，嘉定十五年臣僚的建议中重申：“官司不得妄自侵移，合给还而不给还者，许民户经台省越诉，其官吏必罚无贷。”(76)则於防杜侵占之余，明确堵住後任者不给还的藉口，并特许民户越诉，期使不肖官吏必受惩罚。然地方官府侵用或不依法给还的事例仍不时发生，故理宗景定元年(1260)以更严厉的口吻颁敕：“自今如尚违戾，以吏业估偿，官论以违制，不以去官、赦、降原减。”(77)亦即不但用刑责论处涉案者，还要求欺隐者以家业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