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附带一提的是，有关宗子孤幼的财产管理。徽宗崇宁五年(1106)於两京置敦宗院，以养孤幼。(78)渡江以来，宗室孤幼尤需照顾，嘉定五年(1212)宗正寺主簿陈卓考之令甲，重申对无依倚或贫乏者，不限世数，计口给钱米。(79)次年，臣僚认爲宗子孤幼之财产，也应用同於民间孤幼的方式来管理。前引嘉定六年臣僚言及：“民间孤幼，责在州县。……西南两外宗子孤幼，责在宗司。”州县之孤幼财产，寄在常平库，这是北宋末年的制度，而南宋令承袭注明之。(80)可是宗子之孤幼财产由宗司自行拘收，易遭吏辈侵欺，因而也发生不愿或不能给还的问题了集中处置，加强管理，臣僚议请：“如有孤幼宗子合检籍者，移文於寓居处，本州施行，亦寄常平库。……并须簿历(历)分明收附，月委官点检，具申大宗正司。”(81)这是让西南外宗司将孤幼宗子的相关文书移交州衙处理，而其财物则寄存州之常平库。在管理方式上，也应比照民间孤幼的制度，簿历分明，收附於库眼，同时由本案可知，寄库之孤幼财产系每月点检一次，相信这样的贮存与查核制度，有助於宗子与民间孤幼财产的保全。
    北宋时最棘手的营运问题，其实仍持续到南宋。不过其重点已由形势户的虚指抵当，转而成爲息钱之给付不足。二者间本有极密切的关系，抵当举钱如交不出足够的利息，则官府自不能如约付给孤幼生活费。自元丰恤孤幼令以来，宋政府一直采取家资不满五千贯，岁息二分(20％)的营运方式。但或许因利率太高，经营的风险太大，(82)借请者无法依数交出，而官司遂也压低收取数额，致卑幼之讼甚多。宝佑二年(1254)欧阳守道即指出：“掌管者不照常平法，不於逐年理筭二分，营运出息养赡。”(83)因爲息钱收不足，相对地，官司也给不足，於是不免形成“季给所须则多方要阻”的情势，(84)让卑幼感觉自己的利益被剥夺。恤孤幼令是爲五千贯以下，财产不多者设计的营运法，就是担心其财产有时而尽，只是没想到利率如此之高，官给息钱却如此之少，反而使领取息钱，照顾孤幼的尊长爲此涉讼，所以欧阳守道呜不平曰：
    卑幼安坐，役其尊长作干人也。十数年未成丁，则息钱多至於无算，成丁自立之後，皆可以讼其尊长取息钱也。法岂使如此多财者更须营运乎？今世此讼甚多。(85)
    如以五千贯之本爲例，岁息二分，即岁出息一千贯，季给孤幼二百五十贯。若十年而未成丁，息钱便累计至万贯，速超过原家财的五千贯，将来长成後还可收回原本。这样的制度设计是否合理，确实值得深思。但此法毕竟是在政府不必耗财养孤幼，又避免孤幼财产被宗亲族人侵占的观念下衍生的，(86)其利弊得失，也只能让所有涉入其中的人来承担。
    四 孤幼检校的实行条件
    宋代的孤幼检校法规，究竟是一个国家的强制执行法，还是一项任民衆自由请求的保护令，应予进一步探讨。再者，该政策的对象既是孤幼，是否必皆爲无父无母之人，而幼者之年龄限定若何，出幼之可能条件爲何，也是执行该政策时须作规范的。
    孤幼年小，不能理事，遇到符合恤孤幼令的情况时，应由年长者代爲申请，《清明集》卷七《户婚门·检校》叶岩峯“不当检校而求检校”条：
    张文更父［亡］，张仲寅以堂叔之故，陈理卑幼财产，意在检校。揆之条法，所谓检校者，盖身亡男孤幼，官爲检校财物，度所须，给之孤幼，责付亲戚可托者抚养，候年及格，官尽给还，此法也。(87)
    这是张文更的堂叔主动向官府申请检校“卑幼”财产。然张文更年已三十，叶岩峯判其可主掌乃父财产，抚养弟妹，不符检校法之“孤幼”条件，故不许其堂叔所请。叶岩峯此处可能只概述法意，未直接引法条，因爲“身亡男孤幼，官爲检校财物”，似乎只针对个案而言，并非官不检校女孤幼。宋代历次法令中的“孤幼财产，官爲检校”，都未对女孤幼设下排除条款，而《清明集》所见案例中，不乏检校女孤幼之财产。自《元丰令》以来，官方已很清楚地表达官只检校孤幼财产，季给所需，但养育之责仍托付给亲戚。在传统重视宗亲的社会里，由族人爲孤幼陈理检校，是理所当然的。
    古礼谓“幼而无父曰孤”，然宋代的孤幼检校法是否只要无父之幼者便可申请，则有疑义。《清明集》有一件“房长论侧室父包并物业”的案子，判决文提到申请者的身份与申请时机曰：
    郑氏固梁居正之侧室也，然一从居正之死，便知道唤梁太行房长之事，既而见梁太之不足托，遂自求於官，首乞检校，以待二幼之长。……今梁太乃譊譊然，力诋郑氏爲居正之妾而非妻，且彼虽耻以妻自名，而至於陈乞检校，则是显然不敢以妻自处，使郑氏自诡以居正之妻，则又奚以检小哉！(88)
    对二幼而言，父死之後，母之身份爲妻爲妾，似乎对可否检校差别甚大。从判决文所言“使郑氏自诡以居正之妻，则又奚以检小哉”，不啻说明如果是妾，则官可受理检校案；如果是妻，因其可以自养孤幼，正如张文更案之长兄抚养年幼弟妹那样，官府不应检校。比较特殊的情况是“检校嫠幼财产”案，判决文曰：“妻在者，本不待检校，但事有经权，十八孀妇，既无固志，加以王思诚从旁垂涎，不检校不可。”(89)於此可见妻在不检校是常态，爲年轻寡妻检校乃是例外。妻与妾有如此的身份差别，应与二者在夫家的财产权利不同有关。准《户令》“寡妻无男者承夫分”，(90)只要寡妻不改适，她便可代承夫分，保有夫之财产。可是在母子同居家庭里，母的权利具中继性质，儿子即使年幼，也不能随意私自典卖产业。(91)相对於寡妻受制的财产权利，妾的处境显然更爲艰难，宋令正面否决了妾的财产继承权：“其媵及妾，在令不合分财，并非奴婢之主。”(92)妾在夫家既无财产权利，不像妻那样仍保有处分权，所以妻在时不必爲孤幼陈乞检校，她自己就可运用夫财养孤幼；而妾既无动支夫财的法定权利，由官府检校以保障夫家财产的必要性便大增。比妾身份更低的婢，官府也会受理其检校案。《清明集》“阿沈高五二争租米”案：“高五一死，无子，仅有婢阿沈生女公孙，年一岁。阿沈於绍定五年陈乞检校田产。”(93)官府受理的原因，当在於婢妾无夫家财产权利，於是官府介入民家事务，检校、保全财产，以待孤幼长大。至於妾、婢依然拥有爲母亲的亲权，而且她们正是官府托养的最佳人选。
    “孤幼财产，官爲检校”是政府的政策，但是否每个合於条件的孤幼都必须申请检校，仍有待商榷。前引敕曰“诸身死有财产者，男女孤幼，厢耆、邻人不申官抄籍者，杖八十。因致侵欺规隐者，加二等。”看似乡邻等人有申报官府检校孤幼财产的义务。然如《清明集》之案例，梁居正之妾郑氏并未在夫死後立即通报官府爲二幼检校财产，反而是先请梁太行房长之事，在发现梁太不足托之後，才自求於官，陈乞检校。类似之有孤幼，而不立即申官的情形如“叔父谋吞并幼侄财产”案的叔父李细二十三，他竟弃逐孤遗之侄，并吞并其家财，直到官府知悉情实後，才找回孤幼，从官检校一户产业。(94)“已嫁妻欲据前夫屋业”案的魏汝楫，其父魏景宣与母亡殁时尚幼，但其同居亲伯父魏景谟、魏景烈并未申官检校孤幼财产，而在多年後因他案引起官府注意时才判曰：“赵氏不应占魏景宣前妻之业，合还其亲男魏汝楫管佃，仍仰尊长魏景烈等纠觉，不得更容典卖。”(95)此时的魏汝楫已生子，由魏汝楫抚自孤幼至长大，或许因一直与同居亲共居，所以既不必用孤幼检校法，也不得私自擅典卖家产。虽然李细二十三的例子有“侵欺规隐”之嫌，不足爲不必申官之准据，但魏汝楫的例子至少显示如有同居亲可以托孤，官府便无须越俎代庖，而财产之检校也就更是多此一举了。
    由前文讨论可知，宋代的孤幼检校政策只行於无人可托寄者，并不是一项必须执行的法规。如果孤幼之寡母是正妻或家有长兄，官府就不应检校；如爲婢妾之类的亲母，便可陈请检校。但孤幼只要还有宗亲族人愿意照养之，或家中财产未起纠纷，就不一定要用检校法，因此检校法只是保全孤幼财产，确证其能得到抚养的最後一道防线，官府并未主动地将所有抚养孤幼的责任承揽过来，还是寄望亲族负起教养之责。(96)至於孤幼果真无人可托，或无人爲之陈请检校时，官府就强制要求厢耆、邻人担起社会义务，做好通报官府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