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幼没有自我管理财产的能力，自然容易被觊觎者欺负。上述两则都还是自家姊姊，如其不幸，则可能遭外人侵占财产。《後汉书》卷八一《独行传·李善》：
    李善字次孙，南阳淯阳人，本同县李元苍头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继死没，惟孤儿续始生数旬，而赀财千万，诸奴婢私共计议，欲谋杀续，分其财产。善深伤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潜负续逃去。……续年十岁，善与归本县，修理旧业，告奴婢於长吏，悉收杀之。(21)
    孤幼李续如非忠仆潜负逃亡，不但财产被瓜分，连性命都不保。方其略通人事後回归本县，才告官兴讼，争回自己应得之份，并惩处不肖之徒。
    孤幼的财产危机来自家内或家外，但有多少人能在长大後爲自己的权利据理力争，又有多少人能碰到像丙吉、何武这样懂得原情度事的法官？父母双亡的孤幼未必家无长亲，只是法定继承原则与父母遗令在没有有效监督之下，可能根本无法执行，这时似乎只有等孤幼长大，才能讼之於官，争回自己的财产。然而，这样的作法能有多大胜算，委实难测。因爲孤幼无法保全证据，又不易举证，甚至如沛郡富家公的遗令对他也是极爲不利的。而史书所载的几个名案，多有赖官司出人意表的裁断，不是每个受案法官都有此识见的。何况官司看法各不相同，一念之间就可能扭转整个形势。如後汉乌程男子孙常稍以升合给弟妻、子，辄券取其田，弟子长大讼常，掾史皆以其受抚养而争讼，“非顺逊也”；锺离意则独议孙场“怀挟奸诈，贪利忘义”。(22)虽然衆人咸以意议爲允，却也显示孤幼在年小时只能任人摆布，长大後兴讼也不见得胜券在握。
    待孤幼长大後讼官，总有事过境迁，人事全非的感觉。政府如能在危机酝酿时积极介入，防於未然，对孤幼的财产未尝不是一种保护。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的《郑子真宅舍残碑》，这可能是纪某人物故，因无嫡嗣，旋立婴孺爲嗣，致宗姓、女兄弟或庶叔等争产兴讼事。碑中提及不少官吏名称，洪迈疑是官爲检校宅舍奴婢财物之文，黄生断爲官爲估值，分析财产以平讼。(23)此碑残缺殊甚，但官府似早在婴孺时期已爲其家处理财产纠纷，以免婴孺爲人所欺，或於其长大後再次兴讼。汉代虽然罕见慈幼政策，此事也已涉讼，但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官府如何裁判，而是官司深入个别家庭，爲之点检家财的这个举动，显示在民事问题上，官司有权清点民产。
    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少看到孤幼爲财争讼的案例，是凑巧史传不载，隐没了平民孤幼的争财之事，还是大家族中孤幼因得照料，故鲜有愤懑不平之情？可能需要再推索。《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弘微因叔母晋陵公主(东乡君)被迫改适，受其委托掌管家事，於时其二女年仅数岁，然“弘微经纪生业，事若在公，一钱尺帛出入，皆有文簿”，从无淩暴幼弱之心。後东乡君归还谢氏，及其薨，“公私咸谓室内资财，宜归二女；田宅僮仆，应属弘微”，弘微仍一无所取。後二女长大，女夫滥夺妻妹伯母两姑之份，弘微亦不裁治，人或讥之，弘微曰：“亲戚争财，爲鄙之甚。今内人尚能无言，岂可导之使争。”(24)或许因爲大族累世财产，人人生活无虞，所以不在意小小被侵淩；也许是礼义之家，懂得谦逊退让，不愿爲争财而伤了和气，失了风范。不过从外人对女夫行爲之不屑来看，社会大衆仍追寻财产分配的公平正义，因此魏晋南北朝时即使少见孤幼争财案例，也不能说当时就真的平静无波，不曾爲此兴讼。
    孤幼不都是男性，所见案例多是男性孤幼长大後争自己财产的应得份额，可是女性孤幼是否有其应得份额，似在未定之天。《魏书》卷一一○《食货志》：“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25)北魏政府以强制手段收纳户绝者的资产，无异削弱女儿的财产继承权。(26)即使孤幼女爲所亲抚恤，所亲得到授给之公田，但孤幼女长大後仍无争回墟宅、桑榆等父产的权利。政府对户绝财产的处置，直到唐朝才有较大幅度的转变。
    年幼失怙恃，境遇已堪怜，此时如果没有受到特别的保护或照顾，其後果实难想象。历史上首度得皇帝恩育的是唐高宗永淳年间裴行俭的儿孙。行俭功在国家，病卒後，高宗“特诏令皇太子差六品京官一人检校家事，五六年间，待儿孙稍成长日停”。(27)前论汉代《郑子真宅舍残碑》，已有官府检校民产的可能迹象。至於唐代，因犯罪检责家财，(28)或户绝之家无女、无亲戚者官爲检校财产，(29)以及州县爲徵税简勘百姓桑田屋宇，(30)皆说明公权力认爲必要时，可无所顾忌，甚至认爲是理所当然的，穿门踏户，点检勘会民家财产。高宗派京官一人检校裴行俭家，目的应在保全家产，防止被人侵吞，而且设定期限，待儿孙稍成长，有能力接管家产时便罢停。这虽然不是制度化保护孤幼家财的措施，却将检校家财的作法拉高到中央层级，连皇帝都注意到孤幼的财产危机，这或许才是本案例的意义所在。
    类似事件也发生在穆宗朝，《旧唐书》卷一七二《牛僧孺传》载韩弘父子以家财厚赂权幸及多言者，“俄而父子俱卒，孤孙幼小，穆宗恐爲厮养窃盗，乃命中使至其家，阅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纳赂之所”，惟僧孺官侧朱书不受，穆宗因此悦而命相。(31)牛僧孺事不过是案外案，穆宗之所以命使检校韩弘家，爲的是担心仆役等窃占家财，不利孤幼之生活及家产继承。穆宗并未以国家力量扶养孤幼，只将财产清册交付家老，大概也委托家老抚育孤幼。只要孤幼家有亲族，孤幼总不至冻饿而死，但父母遗留之财物能否顺利接收到其手上，可就没人敢保证。穆宗如此重视宅簿，一则有阻绝奴仆侵占之意，再则也未尝不在警惕家老，有宅簿爲验，待孤幼长大後，应如实交付家产给他。
    刘禹锡爲左散骑常侍王质写的神道碑，也有一则保全孤幼财产的故事。王质夫妇亡故，一子方龀，犹子王扶执宗长书来请曰：“扶也早孤，荷世父常侍之覆露。今其嗣幼，未任克家，姑封琴书司管龠要以俟其长。窃惧世父之德音不歇，思有以垂於後者。以诚告於从叔大司农，复命曰俞。谨砻贞石以乞词，无忽。”(32)王扶早年爲世父王质抚养长大，今堂弟年幼，未能管理家业，乃以报恩之心，封财物，司管龠，以待其长大而交付之。王扶此举极慎重其事，不仅得宗长书保证其人格，还得到从叔之俞允，并勒石刻词以示其诚。碑中并未对谁抚养孤幼置一词，却对如何保全其财产大费心思，可见即使如堂兄弟之近亲，一旦触及财产问题，也要尽可能地避开染指之嫌。
    孤幼的财产危机，在於能否找到可信赖的人托付财产，他不但要尽善良管理人的责任，更不应起贪念，意图据爲己有，否则孤幼长大後势必心有不甘，最後闹至对簿公堂。敦煌文献S.6417V号《孔员信女三子爲分遗物事上司徒状》，反映孔员信的三个女儿与阿姨间的财产纠纷，诉状曰：“三子幼少，不识东西，其父临终，遗嘱阿姨二娘子，……所有些些资产，并一仰二娘子收掌。若也长大，好与安置。……已上充三子活资，并在阿姉(姨)二娘子爲主……今一身随阿姉(姨)效作，如此不割父财，三子凭何立体？”(33)孔员信三女少失父母，阿姨二娘子可能是父妾或母之姊妹，依唐律：“其媵及妾，在令不合分财。”(34)阿姨爲父妾都不合有财分，何况是母之姊妹。诉状所言的“并一仰二娘子收掌”，可证阿姨不过是受委托的管理人而已。孔员信临终时托孤给二娘子，并留下首饰、衣物用品作爲报酬。如今三女长大，不但白白爲姨娘效作，“虚纳气力”，而且父财不割还，生活无着落，所以请求官府作主。(35)如阿姨之近亲犹不足以完全信赖，孤幼要保住父财，确实不易。
    爲了让幼子顺利长大，且有人协助经营家业，遂出现继立长嗣的做法。五代时期镇州人刘方遇家富於财，卒时子幼，二女俱嫁，方遇继室与二女立妻弟田令遵爲嗣，以督家业。後二女求索无厌，竟诣官府论诉田令遵冒姓、夺父财。官府收其贿赂，以弃市罪之。(36)本案是个寃狱，田令遵即使犯了违法收养罪，(37)甚至是侵占财物或诈欺取财罪，也都罪不至死。(38)本案最引人深思的是，明明幼子有母亲抚养，(39)家财也足以供其生活，却还要立长嗣。(40)显然这家孤儿寡母较不担心将来分产，幼子的份额会减少，反而更忧心的是家中若无可以撑持家业的可靠男性，孤儿寡母将遭欺负，要保全家业势必更困难。看来孤幼的财产危机，同样反映在孤寡之家中。
    前引唐《户令》：“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政府以爲近亲是最有义务抚育孤幼，最能发挥恤亲思想，以及最能替代政府的照顾之责，减轻政府施政负担的不二人选。然而如前述诸例所见，近亲即使收养孤幼，也难保其不借机侵占孤幼的家财，如出嫁姊或妾、姨等原无份额的近亲，很容易由此起贪念。至於外亲收养者，有时也巧取异姓家财。如後周世宗殿中监马从斌，有女适霍彦成之子，数岁俱亡，有息女一人五六岁，从斌收养之，霍氏资产并爲从斌所据。(41)於此可见，孤幼的问题不仅是谁抚养他，其财产危机可能是更棘手，更需要有其他力量协助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