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殖民地的代表制并不是英国代表制的摹本或翻版，而是具有许多不同于后者的特点；当时英国共和派所谴责的代表制的多数弊端，在殖民地或不存在，或程度较轻(13)。而且，殖民地和母国在代表制方面的诸多差别，有的是变异的结果，有的则是发展的体现；而这些变异和发展，使得殖民地的代表制逐渐变成了不同的类型，殖民地居民在代表制实践方面也积累了愈益丰富的经验。这些构成了革命开始后美利坚人反思和改造代表制的重要资源。
    革命战争带来了一系列既深且巨的变化，代表制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早在殖民地还在名义上效忠母国的阶段，美利坚人就开始反思殖民地在帝国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并就代表制问题与母国产生重大分歧。虽然英国政府和殖民地居民都在谈论代表制，都承认代表制乃是被统治者表达同意和保护自由的机制，但是双方所说的并不是同一种代表制。殖民地居民意识到，不同形式的代表制对于保障自由和促进利益，具有非常不一样的作用和意义；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代表与被代表者的关系，代表的居住地、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以及选举的方式和任期的长短，都会影响甚至改变代表制的功能和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由征税问题引起的政治辩论，启动了美利坚人对某种不同于英国的代表制的寻求。
    美利坚人在摆脱母国统治的同时，也抛弃了他们长期熟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义无反顾地转向了共和主义。美利坚人对共和主义的热情拥抱，并非仅只限于鄙弃君主制和贵族制，而更是对以平等、自由和美德为基础的新型社会的急切追求。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平等和自由的共和主义社会，并不仅仅停留于口号式的宣示，而已经变成了可见的现实(14)。正是出于对平等的热爱，美利坚人总是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备，防范各种可能破坏平等、进而威胁共和制的因素(15)。显然，宣布独立后的美利坚人急迫地需要界定自己的特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新的国家身份；而在摈弃君主制、贵族制这些支持身份等级的体制以及相关的价值观念以后，北美社会原来存在的局部或零星的平等现象，就为反对旧体制和传统的价值的人所刻意夸大和高扬，被制作成一种绚丽耀目的油彩，涂抹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角落。
    身处这种大变动当中，革命精英的政治想象力和开创新纪元的雄心壮志，不免受到了极大的激励。他们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创造历史、开启未来的重大机遇。但是，这个机遇并不仅仅属于少数杰出人物，而且也属于全体美利坚人；用约翰·杰伊的话说，“美利坚人是上天赐予机会来精心思考和选择他们将要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的第一个民族”(16)。的确，实际参与演出这场创建新体制、调整权力关系的大戏的角色，除了人们熟知的革命精英之外，还有普通民众。后者虽然没有系统地说出自己的理念和想法，也未能直接参与州和联邦层面的政治谋划，但是他们却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对上层精英的观念和行动发生了影响。在地方社会，他们成立各种“法外”机构，发起各种“户外”行动，选派自己的代表召开省区大会，早在正式宣布独立之前就已经控制了本地的权力。而且，随着选举基础的扩大，候选人财产资格的降低，他们把许多原来社会地位偏低的“新人”送进了权力中心。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浓厚的民众主义的政治文化氛围。
    民众在政治领域的积极行动，以及“新人”的崛起，不免使精英领导人深为怨愤和不安。纽约的古维诺尔·莫里斯对普通民众十分蔑视，并对民众活动深怀忧惧：“暴民们开始思考和讲道理了……我惊恐而战栗地看到，我们就要处在一种最坏的统治之下……一种骚乱的暴民的统治。”(17)戴维·拉姆齐在论及查尔斯顿“底层阶级”对待“托利派”的态度时说，革命引发了严重的“无政府”状况，要“根除人民的放纵”将需要半个世纪之久的时间(18)。有材料表明，普通民众的政治热情高涨，其诉求和活动已经产生了改变政治风气的效果，使精英领导人感到很大的压力。面对这种局面，不少精英领导人急迫地谋求恢复自己的权势，他们在州的层面推动制宪，在地方则倡导建立常规政府，以恢复法律和秩序相号召(19)。但是，他们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往往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顾及普通民众的态度，考虑当时的政治气候(20)。
    在精英领导人渲染民众主义威胁的同时，普通民众的代言人则常以贵族制和奴役来描述精英主义的危险。这就是说，精英和民众对彼此的分歧、猜忌和对立都有清楚的意识。上层精英经常指责民众“放纵”和“暴乱”，而持民众主义立场的人也对精英主义大加抨击，宣称掌权者一心要实行“铁棍的统治”，让人民服服帖帖；他们要求人民“服从法律”，其实不过是用以“奴役人民”的幌子。爱德华·拉特利奇的一段议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众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对立达到了何种程度。他说，人民成了“自由”一词的愚弄对象，只要是试图抑制放纵，赋予政府效力，就会被攻击为“破坏自由”；但在实际上，唯有那些强调秩序、主张强化政府权力的人，才是真正的自由的倡导者(21)。
    这种政治文化语境中，“贵族”、“贵族制”和“贵族的”都成了贬义词，在政治争论中经常被作为负面的标签，贴在对手的身上。于是，那些持精英主义立场的人就不得不有所顾忌，刻意文饰自己的观点，即便内心对民主十分蔑视和不满，也不会轻易公开谴责，通常是诉诸混合平衡政体的传统理论，表示自己反对的仅是“过度民主”或“单纯民主”的趋向。更有甚者，还有精英领导人把自己精心打扮成民众主义的代言人。后一种情形在1787-1788年围绕新宪法的辩论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受到革命巨变鼓舞的不同的人群，虽然怀有各不相同的政治取向和利益诉求，但是都相信只有共和制最适合美国的国情。这就意味着，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分歧和冲突，但是他们最终能在同一个社会政治框架中商讨国家构建的方案。在现代其他地方的革命当中，一旦出现多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蓝图，其各自的主张者之间总不免相互搏杀，直到某一方被打败和消灭为止。美国的革命者不必面对如此对立而残酷的选择，他们都只是在为自己所理解和希望的共和制而奋斗，因而最终可获得妥协和折中的结果。或许只有借助这种不同群体、不同观念和不同主张相互博弈、竞争和合作的透镜，才能看清革命时期代表制转化的基本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