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那些欣赏精英政治的人，通常偏爱秩序和稳定，因而把对代表的信任视为遵守法律和维护秩序的前提(64)。诚然，他们并非主张无条件地信任代表；但是，当为了说服人们接受新宪法时，他们却大力倡导人民应当信任代表。他们反复强调说，国会代表和人民拥有同样的利益，遵守同样的法律，“他们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人，是我们可以信任的人；他们的利益与我们自己的利益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不可能“奴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兄弟们”。他们甚至夸张地宣称：“联邦代表将代表人民；他们将就是人民；他们不可能虐待他们自己。”他们极力让人们相信，“只要政府来自于人民、并依靠人民才能得以延续，就不会有人试图采取压迫性的措施”(65)。诺亚·韦伯斯特也说，立法机构是人民从自己中间选出来的，他们的利益与人民是不可分割的，也没有权利自我延长其代理期限，因而具有推进公共福祉的天然倾向；用一个条例来限制他们的权力，就像用一个条例来防止他们自杀一样，完全是多此一举(66)。这类说法带有浓重的宣传和劝说意味，里面究竟包含多少诚意是甚为可疑的，其说服力也不得而知。
    对精英政治论者来说，如果一定要说代表不可信任，那也主要是指“人民的直接代表”，也就是立法机构下院的成员。这种观点源自他们对普通民众惯有的反感和疑惧。他们认为，相比于联邦官员的密谋，“人民无法无天的放纵”和“某些州的骚乱倾向”更有可能颠覆美国人的自由(67)。由于直接民选的代表更易于受到民众的不利影响，故应加以特别的制约和防范。在他们看来，实行两院制，尤其是设立一个人数少而地位高的参议院，就是要用上院来制约下院，以优秀分子来防范民众代表。他们有时也论及上院和下院相互制约的好处：“众议院做出的粗糙和草率的决定，会由参议院加以修正和控制；而参议院那些从野心或对公民自由的漠视而产生的观点则会受到挫败。政府会获得尊严和坚定性，这对居民乃是最大的安全之所在。”(68)有的人则毫不掩饰地承认，参议院的最大功用在于遏制议会下院所体现的民主倾向(69)。麦迪逊关于人民滥用自由也会危害自由的说法(70)，其实际所指也是各州议会下院作为人民的直接代表“多行不义”，必须借助参议院和强大的联邦权力来加以抑制。
    至此不难看出，虽然同样是主张对“人民的代表”实行制约，但是所倡导的宗旨和方式却颇有出入。持精英政治观的人的出发点是对民众和民选代表的偏见，特别是害怕民众会威胁、甚至损害公共福祉和财产权利；而带有民众主义倾向的人则是担心代表们可能脱离人民的控制，违背和损害人民的利益。前者主张借助少数精英的力量(参议院和行政权)来制约直接民选的代表，而后者则强调由人民通过选举、指令和问责来监督和控制所有的代表。
    三 “代理人”与“受托人”
    如果对代表和人民的关系再作深究，就触及了代表所掌握和行使的权力的性质。代表从人民那里得到的权力，这究竟是一种纯粹的代理，还是一种自由的委托？其间的差别，直接牵涉到对代表角色的界定，以及对代表制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
    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若用不同的词汇来指称代表，包含着对代表角色的不同理解。汉娜·皮特金谈到，“受托人”(trustee)的名称强调权力不是为了掌权者而被授予的，权力由受托人掌握比本人行使更能带来好处；“代行者”(deputy)的名称强调的是替代，如副职代行正职的权力；“代理人”(delegate)和“委任者”(commissioner)这样的名称意味着，代表受派遣时是带着明确的指令的，或者是受命去办理某种具体的事务(71)。政治学家J.R.彭诺克更简洁地指出，在代表制理论中，存在“代理论”和“委托论”的分野：前者侧重代表须按照选民的要求行事，后者强调代表须根据自己认为有利于被代表者的判断行事(72)。一些美国政治学家还在几个州的议员中做过调查和分析，那些认为自己应遵从选民明确表达的愿望的议员，被称作“代理人”(delegates)；那些认为应依照自己的判断行事的议员，被称作“受托人”(trustees)；而那些兼具上述两种想法的人，则被称作“政客”(politicos)(73)。美国革命一代交替使用“代理人”、“受托人”、“代行者”这样的词来指代表，对其语义上的差别并没有明确而清晰的意识；但是，他们关于代表制的具体理解，却同样包含着对不同的代表角色的鲜明区分。
    美国革命时期没有出现明确的“强制代理”(即“奉命”)的代表制概念，但是有一种主张宣称，人民是政治社会的主人，而代表只是“仆人”，应当在立法中接受人民的指导和约束，人民有权利采用适当的方式(主要是指令)来干预代表制机构的议事和立法。在1786-1787年马里兰的政治辩论中，威廉·帕卡集中表述了这种观点。他说，议会两院都是人民的受托人，都应向人民做出交代；一旦两院在公共政策上发生分歧，就应当向人民陈述详情，请他们发表意见和做出裁断；两院除了遵循委托人的意见之外就别无他法，人民指导其“代理人”的权利乃是“公共自由”的根本的安全保障。如果政府的权力运用不妥当，人民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干预：第一，提出请愿(memorial)和抗议(remonstrance)；第二，发出指令和要求(74)。在北卡罗来纳批准宪法大会上也有人表示，代表不可以独立于人民而行事，每个代表都受到其选民的指令的约束，如果他做了任何违背他们意愿的事情，就是背叛了他们的委托(75)。无独有偶，在罗得岛审议联邦宪法的文件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观点：一切权力原本属于人民，也就是来自于人民，因而官员是人民的“受托人和代理人”，应当时时顺从于(amenable to)人民；一旦人民觉得是出于其幸福的需要时，还可以收回政府的权力(76)。
    这里强调的是人民始终是主权的拥有者，代表的权力是从属性的，不可脱离人民的裁断和支配而自由行事。但是，这些人并不像法国革命中的激进派那样，鼓动民众直接冲击议会和处罚不受民众喜欢的代表，而是提倡用抗议、请愿、指令、选举等合法的方式来制约和控制代表。按照威廉·帕卡的说法，当人民觉得委托的权力没有按照有利于他们的幸福和自由的方式行使时，他们可以用请愿书、抗议书或指令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如果这些办法遭到漠视，他们可以通过下一次选举中不再选举这些成员来自行纠正，或者出于严重情况的要求而收回政府的权力(77)。最后一条涉及的是极端状况，套用了洛克关于反抗和革命权利的理论。
    如果说代表乃是人民的“代理人”甚至“仆人”，那么他们接受并服从选民的指令，便是题中应有之义。由选民群体或地方机构向本地选派的代表发出指令，责成他们在具体问题上按照选民的意见采取行动，这种传统同样起源于英国，并被作为强化代表制的代表功能的重要方式。在1786-1787年间马里兰的政治辩论中，代表院的主要人物反复说明指令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强调代表必须服从选民的指令，以此体现立法机构作为人民代表的特性。在他们看来，不仅作为人民“直接代表”的下院要在一切与选民的“福利和幸福切实相关”的问题上听取选民意见，在议事时接受人民的指令的支配，而且参议院也要受到人民的指令的约束。发出指令并要求代表按照指令办事，不仅是“委托人”的权利，而且是他们因为“害怕不公和压迫”而对“受托人”采取的预防措施；代表即便不喜欢这样的指令，也有义务执行，否则就只能辞职。人民有权利向两院发出指令，因为他们是“公共压迫”和“颠覆政府目的”的行为的“合宪的裁决者”，而且他们的裁断和指令是“最后的和决定性的”(78)。极而言之，既然议会两院成员都是人民的代表，那就都应受人民指令的约束，否则便“破坏了选举的观念和代理权力的观念”；如果参议院超越人民的控制，那么“我们的政府就可以叫作一个参议院治理的政府”，而不是“人民治理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自由就必然最终让位于专制”(79)。
    关于以上这些问题，精英政治论者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看法。他们认为，代表接受的是人民的委托，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不受选民的控制和干预。这种主张近于现代政治学理论中所谓“自由的代表制”的理念。在前述马里兰的政治争端中，州议会参议院针对代表院的做法和观点作了全面的反击，坚决反对就两院在公共举措上的分歧诉诸人民，声称这样做不仅造成本州的“阵发性痉挛”，而且会破坏“宪法所明智地确立的制约”，剥夺参议院“辩论和做出决定的自由”，最终导致“势力”代替“理性”来统治，消灭自由，引出专制(80)。这就是说，立法代表具有独立议事和自由决策的权利，不能也不必事事遵从民众的意见。既然人民已将权力代理给一部分“具体的人”来制定法律，这些人又是“宪法所说的社会中睿智、理性和审慎的人”，那么人民至少在一般立法过程中不得加以干预(81)。而且，“频繁干预的做法会完全摧毁政府的一切能量和人民所有的服从精神”，很快就会导致无政府和混乱状况，最终毁灭“我们的自由”(82)。马里兰州安妮阿伦德尔县一些人在1787年2月8日的《马里兰日报》刊登一份征求签名的指令，对议会代表院和参议院关于纸币发行问题的争执发表意见，其中提到，“人民的信任乃是政府最好的资源”；除非在“政府的目的将会遭到颠覆”、“自由受到明显威胁”的关键时刻，“人民不能合宪地干预参议院的议事”(83)。这些意见伸张立法机构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体现了对“独立自由的代表制”的支持。他们力求使人相信，立法机构的独立和自主决不会导致暴政和专制(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