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些场合，精英主义者在谈到代表和被代表者的相似和同一之后，跟着还加了一条：代表必须具备优越的素质、品德和才干。约翰·亚当斯在“关于政府的思考”一文中，一面说要将权力委托给“最为睿智和高尚的少数人”，一面又称代表制机构必须是“广大人民的准确形象的缩影”，“它应当像他们一样思考、感觉、推理和行动”(43)。若干年后，他又重复了类似的说法：“组成代表制议会的目的，似乎在于反映人民的意见和公共声音。画像的完美在于其相似性。”(44)詹姆斯·威尔逊在制宪会议上也说，政府不仅要有“力量”，同时还要拥有“广大人民的思想或感觉”；“立法机构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最精确的摹本”(45)。但是，这些话的背后通常另有深意。西奥菲勒斯·帕森斯、约翰·亚当斯和威尔逊等人谈到的“缩影和准确画像”，主要是强调代表和选民在职业、利益、情感和价值取向上要有同一性；同时他们要求代表具备“睿智和高尚”的素质和禀赋，必须是比被代表者更优秀的人。只有代表与选民在利益和情感上具备同一性，才能使得人民信任代表，才能让代表了解人民的真正利益所在，从而自由而独立地做出判断，而不必接受选民的指令。这就是说，把代表和人民描述为同根同体的存在物，更有利于代表制发挥治理和控制的功能。诺亚·韦伯斯特在为新宪法辩护时说的一番话，更明确地表述了这一意旨：“根据这部拟议的宪法，国会将会与人民有着相同的利益--他们就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的利益与人民是不可分割的；只要选举的权利继续保留在人民手中，这一利益的联合将永久存在下去。”而“保障自由的唯一要求，就是把统治者的利益与被统治者的利益联结起来”。为了说服人们接受新宪法，他还刻意淡化“立法机构中人民的权力和代表的权力”的区分，力图把代表和人民完全等同起来(46)。他在论及新宪法何以不必有“权利法案”时还说，用“权利法案”来防范国王和贵族的侵蚀是必要之举，而用它来防范民选的立法机构的侵蚀，就等于是人民防范自己对自己的侵蚀，这是说不通的事。他进而宣称，在美国，“最高权力为民在代表(the people in their Representatives)”(47)。最后这一句典出英国的“王在议会”(king in parliament)，它不仅否认了“主权在人民中间”的说法，而且消除了人民作为政治主体存在的自主性。既然代表和人民是同体的，那么他们就应当自动拥有人民的最高权力，而不必受立法机构之外的人民的指导和约束。因此不妨说，在精英政治论者那里，强调代表与被代表者的相似和同一，主要是为了增强代表制的合法性、可信度和自主性。
    相对说来，精英政治论者更重视代表的才干和美德，认为代表应当是比被代表者更优秀的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谈到，唯有具备“技能和长处”，才适合处理公共事务；但问题是这些原本为数甚少的出类拔萃之辈，却不能总是获得这样的机会，而且还经常受到无知和偏见潮流的掣肘(48)。精英政治论者相信，来自人民的权力只有交给优秀分子掌握和行使，才能更有益于人民和社会。虽然“人民的声音被说成是上帝的声音”，但是全体人民受条件限制不能直接立法，因而必须从人民大众以外来寻求“智慧、坚定、连贯和坚忍不拔”；而这些品质最有可能在那些“受过教育和拥有财富的人”当中找到。“埃塞克斯决议”的作者毫不忌讳地宣称：“在那些兼具教育、财富和闲暇的绅士当中，我们能找到最大数目的拥有智慧、学识和坚定不移的品质的人。而在人民大众中，我们可以找到最多的政治诚实、正直和对全体利益的尊重，而他们在全体中构成多数。”因此，应当在立法机构中将两者结合起来，“前者是来自贵族制的优点，后者则来自民主制”(49)。麦迪逊也说，要匡正邦联体制和美国各州政治的弊端，必须采取适当的选举制度，“最大限度地保证从社会大众中间选拔出最纯洁、最高尚的人物，他们能够立即最强烈地感受适当的愿望去追求其职位的目标，并最能想出实现它的办法”(50)。简单地说，共和政府的成败得失，取决于是否“让好人来掌权”(51)。为了保证优秀分子获得权力，就必须实行适当的选举制度，使他们能当选代表。也就是说，良好而合理的选举制度的要义，在于有利于选出优秀的精英做代表，而不是扩大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和机会。制宪会议关于选举权的讨论，一度就是围绕这一点而展开的(52)。
    既然代表出自于人民自己的选择，他们又是人民的缩影和画像，以人民的自由和福祉为行动的鹄的，那么人民是否应当充分地信任他们、放心地让他们掌握和行使权力呢？戈登·伍德谈到，到1780年代初，美国普遍发生了人民对代表的信任崩溃的现象(53)。埃德蒙·摩根也说，革命时期的美国人像英国人一样发现，人民的主权恰恰会对它所要保护的价值产生威胁，掌握权力的代表滥用人民的名义带来了很大的弊端(54)。但是，关于人民是否信任代表，并不是一个随着革命的进展而产生的新问题，而且在观念和实践的层面其意义还有所不同。就观念而言，那些坚持人民始终是权力的主人的论者，强调人民必须对代表保持警惕，采取有效的制约手段，防止他们违背人民授权的本意；而那些持精英主义立场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则怀有更加复杂的想法。
    怀疑而不是信任代表，在人民主权和权利取向盛行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可以说是一种主导性的倾向。马萨诸塞斯托顿村镇的人民委员会在给其制宪代表发出的指令中说：“所有被托付国家的委托权力的人，都是人民的仆人，由他们选举，对他们负责；如果因能力和行为不当而有负所托，则由他们罢免。”人民应当时时保持警惕，防止委托的权力流失，最终导致自由为暴政所淹没(55)。《康涅狄格报》1784年8月有篇文章讨论法官的任命和薪俸问题，其中谈到，贵族制是一种最坏的政体，“但在民主制中，自由人需要密切监督他们(法官)，不能掉以轻心地放弃自己的特权”(56)。还有人写道：“如果立法机构独立于我们，我们对立法者不能加以控制，在这种政府统治之下，就是真正的奴役。”(57)
    到了联邦立宪时期，警惕和防范代表乃是反联邦主义者反复触及的主题。他们对新宪法抱有全面的不满，在涉及代表制时也不断指出其危险性，认为新宪法中的代表制规模小，人数少，代表又被赋予过大的权力，而且缺乏必要的制约，因此，这种代表制是绝对不安全的。他们把对代表的戒备和监督，提升到了关乎自由存亡的高度。在马萨诸塞批准宪法大会上，威廉·威杰里发言说：“我们有权利对我们的统治者加以戒备，他们绝对不应掌握他们可能滥用的权力。”有一位名叫怀特的与会者立即附和道：“我们应当提防统治者。我们所读到的所有圣人都是不灵的。”(58)塞缪尔·亚当斯也说：“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人民对其统治者的行为的监督，乃是防范权力侵蚀的最强大的保障。”(59)不过，他们在这里所宣扬的不信任代表，与独立战争爆发前殖民地“辉格派”所表达的必须警惕和戒备代表的观念，存在一个突出的差别：前者是针对远离殖民地居民的英国议会而言的，后者的矛头所向则是美国人民自己选择的代表。后一种不信任代表的观点，集中反映了代表制政府、实际上也是一切权力机构难以克服的一个难题：不可能指望掌权者自觉自愿地维护和推进民众的利益。
    既然代表出自人民自己的选择，为什么还有人认定他们不可信任呢？反联邦主义者中有不少人谈论过这个问题。首先，这与人性的缺陷有关。因为“人天生是渴望权力的，--暴虐乃是人类的天性”；“人类的本性是堕落的，每个人心中都对权力充满强烈的渴求，统治者会受到多种诱惑”；如果对掌权者赋予无限制的信任，就会产生“令人担忧的”后果(60)。其次，这是人民自身的弱点所致。帕特里克·亨利谈到，说什么人民自己的代表是不会用权力来压迫人民的，这是完全不可靠的；历史表明，人民是会奴役他们自己的(61)。再次，这是由于统治者的利益总是有着与人民对立的一面，人民如果轻易相信统治者，受害的只能是人民自己。“加图”提醒他的读者说，“一切政府的统治者都会确立一种与被统治者分离的利益，它会带有奴役他们的倾向”；对此唯一有效的防范手段，就是在选民中确立“不信任的原则”(62)。一言以蔽之，轻信统治者是很危险的；“难道我们应当无限信任我们的统治者吗？难道我们没有义务去戒备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有人抛出了在我们的国家确立贵族制--一种最为可怕的和压迫性的政府--的观念吗？”(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