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初以来，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任期长达7年，这曾是美国人最为反对和鄙弃的制度。但是，费城的制宪者却设立了一个任期达6年的参议院，这对长期习惯于代表短任期的美国人来说，不免带来极大的震撼和冲击，引出了至为激烈的争议。当制宪会议讨论参议院议员的任期时，曾有3年、5年和7年等不同的主张。埃德蒙·伦道夫支持七年说，其理由是：“州立法机构的民主的动荡不宁，表明需要一个稳固的参议院。这个第二院的目的就是要控制全国立法机构的民主分支。”(101)这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体现了一批与会者的意图：设立一个任期较长的参议院，有利于维护立法机构的稳定，保证治理的效率，防范民主带来的动荡。在批准宪法的辩论中，支持国会成员较长任期的思想逻辑也大体与此类似。在新宪法的拥护者看来，议员任期的长短应取决于是否既有利于代表了解人民的利益，又能保障代表对人民的依赖和忠诚。以美国领土之广阔，人口之众多，联邦立法事务之复杂繁难，众议员任期两年是完全必要的，并且也不会危害人民的自由。参议员任期六年同样必要而合理，因为他们要处理的国内外事务十分复杂，需要较长时间来掌握充分的信息和必要的知识；而且，观察其处理是否得当也需要相当的时间。此外，任期较长还可以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有利于才德之士积累经验来为国家服务(102)。
    综上可知，主张代表任期短暂和经常轮换的人，关注的是人民对代表的控制和代表对人民的依赖；而支持代表任期较长和职位稳定的人，则希望以此赋予代表较大的独立性和更多的行动自由。显然，这两种主张及其相关的考虑，同后来政治学理论中关于“代理”和“委托”的区分，确有相通之义。
    四 实际代表与实质性代表
    在革命时期的美国人当中，有些人从民众和地方社会的角度看问题，认为群体、职业和地方的不同，一般会导致利益的差别，于是要求代表和被代表者之间拥有共同的利益，必须相互了解，彼此熟悉；而这种共同利益和相互了解的前提，必然是代表和被代表者在居住地点、职业、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均有共同性，否则代表制就不可能是安全而可靠的，被代表者的自由和权利就难免受到威胁。简单地说，每一个群体和每一个地方，都必须在代表制机构中有自己的代表，否则就有丧失自由和遭受压迫之虞。这种代表制主张，在革命时期叫作实际代表制。
    另外有些人则相信，相对于零星而分散的群体和地方利益，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共同福祉更加重要；代表虽然来自不同的选区，但是他们是整个社会或国家的整体利益的代表。因此，代表的居住地、职业和社会地位，以及他们与被代表者的了解和熟悉的程度，同他们所代表的利益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对于代表来说，知识、眼光、品德和判断力更加重要，这些素质和禀赋能使他们超越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居住地，而充当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的自由与幸福的看护人。在革命时期，这种主张叫作实质性代表制，体现的是精英阶层的优越感和大局意识。
    在整个革命时期，实际代表制与实质性代表制的分歧和争论始终存在，只是或隐或现，时而集中，时而零散。这两种代表制主张的分歧，在英国政治中早已有之，而在北美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则始于抵制英国对殖民地的税收政策。当时，殖民地人士为声张和扞卫自己的权利，普遍质疑英国政府倡导的实质性代表制，极力主张实际代表制，认为一个远离被代表者的代表制机构不仅没有真正的代表性可言，而且是自由和安全的巨大威胁(103)。可是，待到宣布独立之后，美利坚人在反英时就代表制问题所形成的共识却逐渐消失，当年殖民地同母国之间的分歧，不期然地转移到了革命阵营内部，变成了民众主义和精英主义之间的博弈。
    在论及代表制的规模和意义时，许多人都强调要照顾美国各地纷繁多样的情况。无论是在具体某个州，还是在整个联盟，地域辽阔、气候多样、人口众多、职业和利益纷杂，这些都是人们经常提到的特点；因此，代表制的设置必须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职业和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只有让了解和同情这些具体的情感和利益的人来充当代表，才能保障人们的自由和权利。当时美国社会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上层和中下层之间互不信任，都认为自己的利益只有由来自本阶层的代表才能保障。1776年，费城有人发表文章表达了一种极端的愤慨之情：宾夕法尼亚的议会没有为穷人提供保护；技工和农场主占本州人口的十分之九，可是他们却不能从自己的职业中选举统治者，也不能选择政府的形式；与其这样，还不如承认英国议会的统治，反正英国议会也不过是由绅士们构成的(104)。由此推论，每个阶层和职业都要有自己的代表，因为众多的居民中必然存在不同的阶层，各自所关心的东西不一样，于是自然形成“许多不同比率的利益”；而他们对此时刻都有感觉，他们的幸福与此密切相关，这些不同的利益都绝对应当受到尊重(105)。而且，每一种具体的利益都不是陌生人所能了解的，因而必须由熟悉的人来代表；如果让那些距离遥远，其才干、禀赋和财产不为人所知的人来充当代表，其结果是至为危险的(106)。
    一般说来，反联邦主义者大多旗帜鲜明地拥护实际代表制。纽约的反联邦主义者史密斯说：“当我们谈到代表的时候，我们的头脑中会很自然地出现这样的观念：他们很像他们所代表的那些人。他们应当是人民的真实影像，了解他们的情况和需求，同情他们的一切不幸，打算为他们谋求利益。”(107)乔治·梅森更具体地表达了这种代表制理念。他在制宪会议上强调，新的政府方案应当真正代表各州的人民；而“实际代表制的要求是，代表应当同他们的选民心心相印，像他们一样思想，像他们一样感受，而且，为了这些目的，还应当居住在他们中间”(108)。可是，最终形成的宪法草案却问题甚多，其中的代表制方案更是让梅森难以接受，因为它与“州政府的真实的(real)、实际的(actual)和有内涵的(substantial)代表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那么，什么是“真实的、实际的和有内涵的”代表制呢？他认为其基本要求是：“代表的数目应当充足；他们应当与人民混合，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应当完全顺从他们，彻底地熟悉他们的利益和状况。”但是，新宪法中的“联邦代表制”方案一点也不具备这些要素，因而必然导致“压迫人民”的结果(109)。
    的确，就地域和人口的规模与差异而言，要在美国维持实际代表制，代表在人数上必须有充足的数目。这样才能使各个地区和各个群体都有自己的代表，使“人民的疾苦”更能得到全面的了解和解救(110)。人们诉诸“充分而自由的代表制”的概念，并称“充分指的是人数，自由指的是选举的权利”(111)。“布鲁图斯”在一篇文章中谈到，那些代替人民掌权的人，应当拥有人民的意见和情感，也就是要与他们所代表的人具有“强烈的相似性”，因为只要是真正的“美利坚人民的代表制”，就应当像人民；然而，要使代表真正与人民相似，就必须有相当的数目，因为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是不可能代表一大群人的情感、看法和性格的(112)。在宾夕法尼亚的新宪法反对者看来，如果代表人数太少，必定导致代表性不足和利益的失衡，不足以反映多样化的人民的各不相同的利益，那将是“一种多么不充分、多么不安全的代表制”！他们的理由是，美国的国土如此广袤，人口多达三四百万，在“气候、物产、习俗、利益和意见”等方面差异如此之大，数目如此之少的代表，怎么可能收集他们的意见和主张呢？而且，如此之少的代表却掌握如此之大的权力，很容易受到腐败和不良势力的影响，难免危害人民的自由。这样一个国会，又怎么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呢(113)？从人数和规模质疑联邦代表制的真实性和安全性，可以说是反联邦主义者的通用手法，因之他们提出的修改宪法建议中，大多包括增加代表人数一条(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