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反对选民用指令干预立法的主张背后，包含着一整套精英政治的逻辑。在这些论者看来，代表制的本质并非人民的权力高于和控制立法机构，而是人民向代表让渡权力；代表与其说是复述和回应民意，不如说是发现、提升甚至是塑造民意，他们应当依据自己的知识、良知和判断来独立行动；因此，约束性的指令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做法，用它来干预立法尤其有害。马里兰参议院宣称，代表不能完全听从人民中多数的意见，取悦人民是很危险的。而且，用指令来表达的民意也是极为可疑的，因为拿着指令找人逐一签名，不管他是否了解争议中的问题，也不管他是否与此事有关系，显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真正可靠的民意在于，“人民根据他们自己的知识和感觉而行动”，从全国各地集合起来，就重要的问题形成某种“国民意见”，只有这样的意见才有决定性作用。可是这种方式通常难以实行。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真正的共和国，不存在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主人和仆人这样的政治观念”；代表并不是人民的仆人，因而没有接受人民指令约束的义务(85)。
    这些人进一步论证说，指令的效力在理论上和宪法上都是无据可依的。在所有各家的政治理论着作中，都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提出，在一个代表制立法机构中，人民可以指定法律的内容，而他们的代表则必须遵从。而且，宪法作为人民普遍接受的“最初的公约”，没有明确规定在代表制政府中，立法机构仍然要听从“人民的指令和命令”(86)。马里兰的亚历山大·汉森总结了他与威廉·帕卡关于指令问题的不同立场：两种观点的根本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指令的分量”。在一方看来，指令只是提供信息、抗议和建议；而另一方则把指令视为委托人给代理人的命令，或是主人给仆人的命令，并认为一旦指令未被遵从，人民就可以解除公约。汉森的结论是，马里兰的立法机构不受人民的指令的约束，因为宪法并没有授权，这样的机制也从未实行过(87)。如果只要人民发出指令，立法机构就必须遵循，就必须同意他们所要求的法案，这就等于是人民在行使立法权(88)。这样一来，代表制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主张指令的正当性和约束力的人，无疑把指令看成人民的意见的表达。但是，在麦迪逊、古维诺尔·莫里斯、汉密尔顿、诺亚·韦伯斯特等人看来，人民的意见根本不可靠，它不仅很难真正为人所知晓，而且经常是错误的，因而代表就必须依据自己的良知和判断来行事。他们坚持认为，“一个代表应当拥有完全的议事自由，应当发表他自己的意见”(89)。诺亚·韦伯斯特明确地说，用“积极指令”(positive instructions)来约束和指导代表所依据的原则完全是错误的。一个地方的选民，心里只装着本地的利益，又缺乏充分的信息，怎么可能比掌握着来自各地的信息、并在会议中仔细商议讨论问题的代表更好地判断什么是公共利益、某项法律是否合适呢？美利坚人在政府原则上所抱的这类错误想法，已在很短的时期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弊端。他声称，“政府代表制的原则恰恰就是把给代表发出约束性指令(binding instructions)的权利排除在外”，因为它们妨害公共议事的良好后果，阻碍产生健康有益的措施，“把代表变成机器”，“颠覆共和政府的各项原则”(90)。针对代表应当体现“人民的感觉”的观点，罗伯特·利文斯顿不屑地表示，人民的感觉是多种多样、好坏掺杂和变化无常的，如果代表一味地追随人民不断变化的感觉，“这会使他变成一个政治信风鸡”(91)。也正是因为认定人民的意见很不可靠，麦迪逊便强烈反对在权利法案中增加“人民有权利向代表发出指令”一条。他认为，“约束代表的指令即便没有危险的性质，也具有某种可疑的性质”(92)。麦迪逊的态度反映了明显的精英政治取向。在他看来，代表必须具备独立性，必须依据自己的判断行事，参议院尤其要远离选民的影响；如果凡事都要听从选民的指令，那么代表制作为选择优秀分子执政的方式就失去了意义，变得与古代民主中的公民大会没有根本的差别。
    关于代表任期长短的不同主张，同样牵涉对代表权力的性质的认识。如果认为代表不过是人民权力的“代理人”，那就必然相应地赞同代表任期短暂，主张频繁地更换代表，以防止代表异化为人民权力的主人，反过来压迫人民，危害自由。但是，那些把代表视为独立自主的“受托人”的精英政治论者，通常将代表的工作说成是一种专门的事业，需要有较长时间来熟悉；而且，了解和掌握信息也不是短期就能做到的事；因此，代表的任期必须较长，官职必须具备相对的稳定性。
    议会代表和其他选举性的官员任期短暂，这是自殖民地初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传统。殖民地居民普遍相信，选举产生的官员如果长期掌握权力，就会摆脱选民的影响和控制，变成以权谋私、压迫选民的人，因而须以定期的、频繁的选举来不断更换他们。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每年选举议会下院成员；在新英格兰还流行一句格言：“在一年一度的选举终结之处，就是奴役开始的地方。”(93)英国的议员任期颇长，正是这一点在殖民地深受诟病。革命开始后，各州的制宪者以英国制度为反面参照，普遍做出了一年一度选举议会下院成员的安排。康涅狄格的议员自拓殖地建立以来就是半年一选。只有南卡罗来纳议会的选举间隔最长，但也不过是两年。
    在议会代表任期短暂的主张背后有两个支撑点，就是人民主权原则和自由的观念。许多人相信，一年一度的选举是人民制约其代表的有效手段，“有必要用一年一度选举的方式使代表依赖于人民”；而且，“一年一度的选举对自由更为友好，权力越是经常地返回人民手中，就越能保证对它的忠实地行使”；只要“政府的各种权力每年都返回人民手中，他们的自由就不会受到什么威胁”(94)。1787年新宪法为国会成员和总统规定了长于各州议员和州长的任期，这一点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和警惕。他们认为，“两年一度的选举背离了民主的真正原则”，宪法所规定的众议员、参议员和总统的任期，对人民的自由是十分不利的；因为常识表明，如果公共官员一年一选，或者一次只担任较短的时间，就会很自然地使他们“更依赖于人民”，使之更“忠诚于公共委托”，责任感更强。而且，“人民手中掌握着一旦他们的统治者行为不端就马上撤换他们的权力，于是人民对他们就有了最强有力的掌控；这样一来，经常性的选举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坚固地确立了他们的自由”。如果不实行一年一度的选举，其后果就是，“我们的联邦统治者将会成为主人，而不是仆人”，就会“压迫人民”，“引入暴政”(95)。据他们的理解，所谓“自由政府”就是“权力经常返回到广大人民中”的政府，它在原则上和其他任何政府一样，也是“最为稳定和有效的”，并且能够为损害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情况提供“及时而有效的补救”(96)。显然，这些人对权力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和对立有着十分清醒的意识，担心长久把权力留在少数人手中，对于多数人的自由和安全难免遗患无穷。
    约翰·亚当斯早年明确支持一年一度的选举，这是出于对马萨诸塞传统和惯例的遵从，同时也反映了革命初期浪漫主义的政治气氛。到了联邦制宪时期，邦联和各州普遍实行的代表频繁选举、短期轮换的体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抨击。本杰明·拉什针对邦联国会成员轮换过快的问题指出，一个官员刚刚适应其工作就让他离职，这是十分荒谬的；“政府是一门科学，如果不鼓励人们不仅用三年而且终身奉献于它，这门科学在美国就决不会得到完善”(97)。乔纳森·杰克逊也认为，“政治科学”只有借助经验和思考才能掌握，“良好管理的艺术”只有通过长期的实践才能获得(98)。当费城制宪会议讨论到官员的任期时，有人提出，一年一选只适合面积较小的国家和州，而整个美国地域太大，应该实行两年或三年一选；另有人主张三年一选以减轻代表对民众意见的依赖；还有人提醒说，频繁的选举会使人民产生倦怠，可能有利于小集团得手(99)。关于联邦国会众议院成员的任期，制宪会议的与会者看法不一，有的主张一年，有的主张两年。麦迪逊则力主三年，因为各州政府最大的弊端就是不稳定，需要以三年任期来加以纠正；而且，新政府管辖的地域甚广，政府成员需要三年时间来了解本州以外各州的不同的利益；如果任期只有一年，那就仅够代表往返于所在地和政府之间(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