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关，新成立的回纥汗国实际上面临内外多种问题和困难。对外关系方面，例如涉及回纥参与平定安史之乱，日人森安孝夫就提到：“Larry W.Moses曾驳斥由于回纥臣属唐朝，就认为援助是当然义务这种中华主义的观点，而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突厥第二汗国灭亡时亡命中国的突厥集团，先被站在安史一方的旧突厥王族阿史那从礼纠集了起来，回纥的行动是对此采取的对抗措施。这一看法最近在杉山正明和Ablet K.Kamalov那里又得到了继续发挥。杉山这样说：‘已经崩溃的唐朝统治，凭新兴的回纥游牧国家的援军得到了挽救。从回纥方面来看，并不单是为了响应唐朝方面的救援请求，他们自己也有考虑，即不能坐视已经倒台的东突厥将安史王朝改头换面作为中华帝国而复活的企图。’Kamalov的意见更详细：安史之乱势力方面，在有阿史那从礼、阿史那承庆这样的突厥王族加入的情况下，试图第三次复兴突厥汗国；此外，在回纥所属的部族联合体即九姓铁勒中，也有背离回纥参与敌方的同罗这样的集团；因此，在中央欧亚的东部世界，回纥的统治尚未完全巩固，由于存在突厥复兴的可能性，回纥的利害关系和唐朝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回纥发动了磨延啜的亲自远征，倾全力挺进打倒安史势力。总之，他的意见似可图示化为‘安史之乱势力+旧突厥+九姓铁勒的一部分’对抗‘唐朝+回纥+九姓铁勒的大部分’。”(13)
    森安提到的几个学者都注意到了新兴的回纥汗国与亡国的突厥人之间的利害冲突，然而却未能看到两大族群认同之间的宗教张力；森安这篇文章的主体是研究据说在摩尼教史方面和《九姓回鹘可汗碑》有着同样价值的Mainz345号回鹘文残片(14)，但他也没有指出回纥改宗摩尼的政治文化意义。据森安的介绍，杉山正明似乎有把安史之乱反映的族群关系同帝国的政治体系联系起来的意图，然而，那就不能不考虑安史集团与中原社会在主观认同方面存在的分歧。
    在回纥与唐朝的关系方面，我认为中国学者的传统看法未可厚非。安史之乱并未能使大唐帝国一朝覆灭，回纥汗国即使最强大的时候在西域击败吐蕃(15)却仍同唐朝保持着册封、和亲和绢马贸易关系，应该说是相当和平友好的。回纥人通过军功赏赐、册封馈赠、公主陪嫁和互市贸易等途径，从唐朝得到了大量财富。据统计，回纥每年由绢马贸易等途径获得的绢帛不下五十万匹，以回纥本部人口约百万计，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半匹(16)。总之，回纥接受唐朝怀柔政策而从中原地区得到的实惠，远比从前匈奴、突厥用战争手段所取得的要多得多。所以回纥人取得的文化成就和社会进步，也远远超过以前的草原族群。
    可是，森安孝夫却在上述引文之后发表了如下看法：“就磨延啜时代来说，这种所谓对旧突厥势力复活的阻止方面可能是有的。然而，如反复讲过的，进入牟羽可汗时代，回纥与史朝义的势力结合，为了打倒唐朝本身而入侵中国，如不这样全面地来看，就会陷入简单的结果论。特别是当时已经越过戈壁沙漠的牟羽可汗军队，少说也有四千壮丁和四万军马，以及以可敦为首的老幼子女一万以上，牛羊无数，据此看来，可以认为已经产生了征服以后就正式移居的想法。”(17)森安提到的牟羽可汗受史朝义引诱南下事，《新唐书·回鹘传》的记载是：宝应元年(762)八月，“回纥已踰三城，见州县榛莱，烽障无守，有轻唐色。乃遣使北收单于府兵、仓库，数以语凌靳清潭。清潭密白帝：‘回纥兵十万向塞。’朝廷震惊，遣殿中监药子昂迎劳，且视军，遇于太原，密识其兵裁四千，孺弱万余，马四万，与可敦偕来。帝令怀恩与回纥会。因遣使上书，请助天子讨贼。”这里的可敦即仆固怀恩之女。唐使刘清潭由于受辱乃夸大回纥以掩饰自身无能，遂使朝廷震惊，再遣药子昂以迎劳之名侦视实情。问题是，牟羽可汗倾巢(带可敦并老小妇人万余)出动，加上“北收单于(都护府)兵马仓粮”，一共才四千壮丁，而单于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已在漠南，就在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南)北边，这种情况怎么能认为在南下时就“已经产生了征服以后就正式移居的想法”呢？
    森安希望由此提出他的所谓“早期征服王朝”观点，例如他说：回纥“740年代前半，先是联合同为突厥语系的拔悉密、葛逻禄战败突厥，然后又和葛逻禄一起打倒拔悉密，再又把葛逻禄向西驱赶，遂在蒙古高原建立起单独的政权。虽然领导这些军事行动的是作为初代可汗的骨力裴罗(阙毗伽可汗)，可他即位仅三年就于747年去世，磨延啜继此之后压制八姓乌古斯、九姓达靼、黠戛斯、契骨、三姓葛逻禄等统一漠北，其结果终究是想要能进入西域(天山山脉-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漠南(内蒙古高原)。安史之乱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爆发的”；“牟羽之改宗摩尼及征服中国的意图都有粟特人的存在与活动在起作用，因此可以认为，这些都是密切联系的。拥有了粟特人这样优秀的幕僚人员，再进一步要成为‘征服王朝’，必须亲自进入漠南或西域。我推测牟羽可汗一直就有这个志向，而又有了粟特人在旁边对此进行支持。然而，回纥并没有全体都达成了这样的认识。所以，如第1节所见，在向着狭义征服王朝的游牧骑马民族史的长期性潮流(长期波动)中，牟羽的政策尚属‘早期’。”(18)可以看出，森安基本上仍是从政治史的角度对史实进行捭阖，并没有超越传统的“骑马民族”、“征服王朝”之类的看法。尤其要指出的是，他没有对东来粟特人的宗教状况进行区分，因而未能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把粟特人与突厥从而安史群体和他们与回纥的关系区别开来。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如我前面所说，回纥汗国的成立并不像森安说的这么顺利，汗国的外部环境也不利于回纥人对“征服王朝”进行想象：控制河西走廊的先是唐朝后是吐蕃，回纥人要到其汗国灭亡以后才得以难民身份进入这里；三受降城一线也一直为唐朝所扼守，漠南留给回纥人游牧骑马的余地有限，所以其牙帐即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都在漠北；西域方面则有“吐蕃、葛逻禄、黠戛斯联盟”与回纥汗国抗衡(19)，如我早已论证的：“回鹘则一开始就未能成为整个北部草原的霸主，它一直未能征服三姓葛逻禄，而且后来在同黠戛斯争斗二十年以后竟被其扫灭，赶出了蒙古高原(840)。”(20)
    不过，宝应元年(762)八月牟羽可汗竟然受灭亡在即的史朝义引诱，率少量兵丁携大批老小妇人(兵丁与老小妇人之比为1∶2.5)及畜产(马四万，牛羊无数)南下，未必能进行征服，却颇有移民嫌疑。所以我看牟羽可汗此次“倾国”出动很像一种流亡出走，或许和当时回纥汗国内部政治不稳有关，以下情况值得注意：
    1.据《新唐书·回鹘传》记载：乾元二年(759)夏四月回纥葛勒可汗磨延啜死，“叶护太子前得罪死，故次子移地健立，号牟羽可汗，其妻，仆固怀恩女也。”叶护太子因何得罪史无明文，但可以肯定他就是至德二年(757)受葛勒可汗磨延啜派遣率回纥军帮助唐朝收复两京的那个叶护太子，当时肃宗先让唐军元帅广平王(后来的代宗)和他结为兄弟，事毕又下诏表彰他：“夫位之崇者，司空第一；名之大者，封王最高。可司空，仍封忠义王，每载送绢二万匹至朔方军，宜差使受领。”次子，《旧唐书·回纥传》作“少子”。后来的回纥始祖传说里也都保留了牟羽为幼子即位这一情节(见下)，似乎暗示了权力传承过程中出现的合法性问题。
    2.牟羽可汗(Bgü Khan)这一称号主要见于非汉文史料，我疑该名恐为改宗摩尼以后的尊称(见下节)。《旧唐书·回纥传》的说法是：“长子叶护先被杀，乃立其少子登里可汗，其妻为可敦。”就是说该可汗即位时称号为登里可汗。更有意思的是，旧传接下来记载了：“上元元年(760)九月己丑，回纥九姓可汗使大臣俱陆莫达干等入朝奉表起居。”这是史料中最早见到的“回纥九姓可汗”之名，所指即接任一年的登里可汗，似乎反映了新可汗即位后的政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