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招纳突厥残余的安史叛军是唐朝和回纥汗国的共同敌人，而且史朝义已是败亡在即，牟羽可汗却在这时候接受敌方的招诱，背离回纥九姓的一贯立场，若非汗国内部政争，此举实难以通解。如果考虑到牟羽可汗此行的结果与其初衷完全相反，后来不仅协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并接受册封，还从中原携摩尼高僧(而不是突厥、安史崇奉的拜火祭司)四人返回漠北，从而最终奠定了自己在回纥族群史上的地位，那就只能认为他接受敌方招诱只是由于内政中的一时之忿。森安判断《九姓回鹘可汗碑》是受到摩尼教传统强烈影响的历史文献，其中隐瞒了牟羽南征原本是响应史朝义招请的情节，反而说“可汗忿彼孤恩，窃弄神器”，森安认为：“这是按彻头彻尾偏袒唐朝的方式来记述的。中国方面史料中像这样的略笔，或者是中华主义的改窜不胜枚举。”(21)可见他对摩尼教在回纥族群认同中有别于其他宗教的特殊重要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其实，该碑粟特文部分第11行就有一个明确的对比说法：“(取代)燃火的宗教，您接受了神圣的末摩尼(Mār Manī)的宗教”(22)。总之，《九姓回鹘可汗碑》采用这种隐恶扬善的春秋笔法并不是为了偏袒唐朝，而完全是为了摩尼教政治文化、为了回纥族群认同而对历史记忆(两《唐书·回纥/鹘传》都有明确记载)作的选择性遗忘。
    4.还有一件事也和这种选择性遗忘有关。在《九姓回鹘可汗碑》中，据森安们最新复原的汉文部分统计，有关磨延啜的内容只有27字：即位记载19字，随后事迹8字；而有关牟羽的事迹却用了400字以上，这反差也太强烈了(23)！诚然，如森安所说，《九姓回鹘可汗碑》是受到摩尼教史观强烈影响的历史文献，但据史料所记载磨延啜在与唐朝的关系方面以及汗国版图扩大方面建立的功绩，应该是绝不逊于其子牟羽的伟大人物(24)。父子两代在本族群后人记忆中的差别如此之大，除了受摩尼教史观的影响之外，令人怀疑也有其他原因采取的选择性遗忘。这里只作一点儿提示，森安提到，漠北遗存的回纥汗国碑铭中有三块属于磨延啜时代，即《希乃乌苏碑(Sine-Usu Inscription，即磨延啜碑)》、《塔里亚特碑(Tariat Inscription，或称铁尔痕碑Terkhin Inscription、磨延啜第二碑)》和《铁兹碑(Tez Inscription)》(25)。有学者认为，《铁兹碑》为磨延啜之子牟羽可汗的记功碑，碑文开头部分(第1-6行)讲的是磨延啜可汗逝世和牟羽可汗即位，并提到了回纥汗国时期的鸡年(公元757年，回纥第一次出兵援助唐朝讨伐“安史之乱”，收复西京长安)(26)。这就有意思了，因为该碑以第一人称的口气叙述(作者似为碑主亲族)，东面第2行居然说：“[前缺字数不明]我得知他成了可汗。我得知可汗有两个。我得知和他有别(即和真的有别)，还有一个假冒的可汗(27)。”这个碑文最近的校勘工作是日人大泽孝做的，看来对相关史实的全面深入研究尚待时日(28)。
    5.《旧唐书·回纥传》有：“先是，毗伽阙可汗(即磨延啜--引者)请以子婚，肃宗以仆固怀恩女嫁之。及是为可敦，与可汗同来，请怀恩及怀恩母相见。上敕怀恩自汾州见之于太原，怀恩又谏国家恩信不可违背。初欲自蒲关入，取沙苑路，由潼关东向破贼”云云，《新唐书·回鹘传》作：“与可敦偕来。帝令怀恩与回纥会。因遣使上书，请助天子讨贼。”然而，既然可敦是怀恩之女且有政治影响力，双方有所需求完全可以通过使者往还，何必要可敦到了太原才起作用？最可能的答案就是，当时可敦从而可汗在其漠北国内难以发挥政沧影响力，南下是希望寻求恢复的机会和力量。
    6.据史料记载，牟羽可汗这次自宝应元年(762)八月南下进入中原，次年二月返回漠北，在内地逗留了半年多，时间之长实属罕见。如前所述，牟羽这次不仅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还从中原携摩尼高僧(而不是突厥、安史崇奉的拜火祭司)四人返回漠北，“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况法师妙达明门，精通七部，才高海岳，辩若悬河，故能开正教于回鹘。”(《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部分第8行)(29)请读者注意这里的“正教”二字，汉语里这是相对“异端”的反义词。更有意思的是，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牟羽回国之际，“代宗御宣政殿，出册文，加册可汗为登里颉咄登密施含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可敦加册为婆墨光亲丽华毗伽可敦。‘颉咄’，华言‘社稷法用’；‘登密施’，华言‘封竟’；‘含俱录’，华言‘娄罗’；‘毗伽’，华言‘足意智’；‘婆墨’，华言‘得怜’。以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王翊充使，就可汗行营行册命焉。可汗、可敦及左右杀、诸都督、内外宰相已下，共加实封二千户，令王翊就牙帐前礼册。左杀封为雄朔王，右杀封为宁朔王，胡禄都督封金河王，拔览将军封为静漠王，诸都督一十一人并封国公。”这里提到的可汗名号华言，台湾刘义棠先生已指出其有不确处(30)，此处姑且不论。这段史料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受册封者几乎包括了回纥汗国的整个统治集团，与牟羽南下仅有壮丁四千、老弱万人不可同日而语；考虑到这次册封应当在收取东都(洛阳)甚至消灭史朝义以后，可以认为在这期间回纥汗国的国内政治发生了有利于牟羽的很大变化。
    二是受册地是在可汗行营(太原)，也就是说，这时候回纥汗国统治集团的重要人物几乎全都离开漠北前来与牟羽会合或迎奉其归国。注意“诸都督一十一人并封国公”，据史料记载这应该就是回纥汗国族群凝聚的基础和核心，即回纥九姓加拔悉密和葛逻禄二客部，共十一都督(31)。汉文史籍这方面的记载与《铁兹碑》似相吻合，据耿世民的说法：“碑文的最后一部分(第19-22行)似为第6行的继续，为叙述牟羽可汗登位和最初的事迹，谈到九梅录和‘我的回纥人’参加(典礼)的情况。碑文似立于牟羽可汗统治时期之内，约为公元761-762年之间。”(32)
    《铁兹碑》谈到登位以后的“典礼”是什么，是否就是这次行营受册？史无明文，姑阙疑。无论如何，一方面是信奉拜火并纠集突厥残余的安史叛乱被平定，一方面是对于回纥汗国族群认同有着决定意义的摩尼教高僧被请到漠北，这两件事都是牟羽可汗这次南下半年先后完成的，这就不能不让人考虑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回纥汗国族群认同的障碍终于扫除了，牟羽可汗与摩尼教的完美结合，开始了回纥族群凝聚的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