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东突厥的消灭和安史之乱的平定，回纥汗国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漠北铁勒部落的认同，尽管这种认同在一开始未必是稳定巩固的。于是我们看到，759年牟羽可汗继位，760年他便以回纥九姓可汗的名义遣使唐朝。这时候的“回纥九姓可汗”与后来统称的“九姓回纥/回鹘可汗”是否有区别，或者只是一种过渡转变形式，史料太少很难讲。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就是牟羽可汗这时候还没有南下中原把摩尼教高僧请来漠北。而牟羽可汗之后直到回鹘汗国末年，九个可汗有七个都带有“九姓回鹘可汗”的称号，而且基本上与其尊号带有“君、爱登里”字样的情况是一致的，这由前面的统计表可一目了然。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尊号里的“君、爱登里”和称号里的“九姓回鹘可汗”具有某种对应的功能。也就是说，尊号里带有“君、爱登里”这种摩尼教色彩的一定是“九姓回鹘可汗”，而所谓“九姓回鹘可汗”其尊号也一定带有“君、爱登里”字样即由摩尼教加冕(59)。因此可以认为，采用“九姓回鹘可汗”称号必定与回纥改宗摩尼有关；而且，将从前的九姓铁勒诸部统称九姓回鹘并在可汗的称号中宣示出来，无疑具有强化族群凝聚的作用。我甚至想，汗国建立之初的“九姓”即药罗葛等回纥九姓，后来被解说为铁勒九姓，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历史记忆，以便最终偷梁换柱经过似是而非的九姓回鹘这个统一名称，完成汗国全体成员的主观认同。现存史料中见到在回纥汗国建立过程中“九姓”名称和内容的不一致，很可能就是这和主观努力留下的痕迹。显然，这一努力的始作俑者，就是改宗摩尼的牟羽可汗。至于继续保留“九姓”这一词语是不是还和九姓胡即以粟特人为主的摩尼教团在回鹘汗国的地位有关，不得而知。但是，只要了解粟特人和摩尼教会在后来回鹘汗国政治与社会中的作用，就应该能够理解，即使说“九姓回鹘”意在表明汗国主体是九姓胡+回鹘也并非毫无根据，而且很可能到汗国后期，二者基本上已经融为一体(见下)。
    摩尼教对回鹘汗国历史记忆进行选择和改造的最典型例子就是著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九姓回鹘可汗碑》发现于漠北古回鹘牙帐城遗址Qara-Balgasun，因而被国际学界称做QaraBalgasun Inscription，碑用汉文、粟特文、突厥文三体文字镌成，现存若干残余。众所周知，回鹘可汗的世系在795年发生了从药罗葛氏转到跌(阿跌)氏的变化，当附继位的是跌氏的怀信可汗(795-805)，而《九姓回鹘可汗碑》是后来继立的保义可汗(808-821)的记功碑，碑文主要记录和宣扬跌氏这两代可汗的功绩，对汗国此前药罗葛氏6代可汗的事迹显得相当冷漠。据森安孝夫们的复原情况来看，原来碑文的汉文部分，怀信、保义二人的事迹应该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在其余三分之一弱即最初的11行中，起始的2行是碑题和撰作者的题名；从第3行开始才是正文内容，从第3行起头到第5行过半，讲的是回纥汗国成立以前即突厥统治时代的历史；从第5行的剩下部分到第11行的一共6行用来记述药罗葛氏6代可汗的事迹，可是，除了第3代牟羽可汗之外，对其他5人都和对磨延啜的记述差不多，都只有很短的华丽词句；作为历史记述有实质内容的，是整4行半(400字以上)关于牟羽的部分，而在这当中的100多字和安史之乱有关，其余260多字是和摩尼教有关的记述(60)。其所以如此，森安认为：“《九姓回鹘可汗碑》碑文实际上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赞颂现任可汗的功绩，并不全是从建国以前历史说起的历史纪念碑，它要记述的是摩尼教会的历史，意在希望以后有更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尽管在血缘上不同，但牟羽可汗对回鹘摩尼教会是最大的功勋人物，所以作为例外有详细的记述。在富贵城的建设中可以看出，磨延啜与粟特人的关系绝非浅薄，但由于他和粟特人所传摩尼教并没有维持关系，所以没有得到本碑文的称扬。”(61)森安判断的这一部分基本上可以接受。
    我之所以对森安的结论提出保留，是因为他过分强调了回鹘汗国前后期社会变动的影响。例如他说：“牟羽可汗公然认可摩尼教传入回纥，即在安史之乱征伐中的洛阳近郊遇到作为粟特人结识的摩尼僧，将其带回本国，从而奠定了后来摩尼教国教化的基础。尽管这些现在已是毋须重复的著名故事，却发生了针对牟羽可汗的政变，可汗及其侧近的粟特人大量被杀，继位的第4代可汗顿莫贺达干迫害摩尼教(62)。而后，虽然这种迫害摩尼教的状况持续到第5-6代可汗时期，到了跌氏的怀信可汗时期摩尼教总算复活了，以后，就真正国教化了。”(63)可是如我在前面指出的，《九姓回鹘可汗碑》碑文的记述反映了回鹘摩尼教的历史观，即使没有这些变动的发生，碑文也不会太多涉及牟羽之外的社会历史，因为摩尼教团的目的就是要重新编织回鹘人的历史记忆。而据我研究，顿莫贺政变的激烈手段并不是一项持久的政策，粟特商胡从而摩尼教会的活动虽然一度受到政变的影响，但很快就恢复了，并非要到跌氏的怀信可汗取代药罗葛氏才解决问题。我的理由是：
    1.专门研究摩尼教史的林悟殊先生就此曾指出：“顿莫贺排斥粟特人，自己亦就不信奉摩尼教。据日本学者田坂舆道考证，回鹘可汗信奉摩尼教者，其称呼必冠以摩尼教徒所崇拜的日月尊号，回鹘语称为爱登里逻(ai tngrid)和君登里逻(kün tngrid)，但顿莫贺便没有这样的称号，而且在他执政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史书亦就中断了有关回鹘摩尼教活动的记载(64)。可见其时摩尼教在回鹘的地位已大不如牟羽可汗时代了。但是排斥粟特人，势必损害回鹘的商业经济，使国库财源短缺，陷入780年张光晟所说的‘彼无财则不能使其众’的窘境(65)。因而在顿莫贺死后，他的儿子多逻斯就不得不恢复牟羽可汗原来的政策，亦不得不称‘爱登里逻’，继续尊奉摩尼教。”(66)
    2.多逻斯即本节前列表中的九姓回鹘忠贞可汗。如我所考证的，自牟羽可汗开始到回鹘汗国末年的十位可汗中，尊号里不带“君、爱登里”字样且没有“九姓回鹘可汗”称号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顿莫贺。顿莫贺与后来跌氏的怀信可汗之间的两代可汗在文献史料中均有“九姓回鹘可汗”的称号，因而其尊号里也应都带有“君、爱登里”字样，也就是说都得到了摩尼教会的加冕，因此也都尊奉摩尼教。
    3.仔细研读史料记载，我认为780年顿莫贺击杀牟羽取而代之的政变虽因九姓胡利诱后者南侵引起，但多半只是一次内部权力之争，而并非一场完全针对粟特人从而摩尼教的迫害运动。以下现象值得注意：
    (1)《旧唐书·回纥传》的有关记载是：“可汗不听。顿莫贺乘人之心，因击杀之，并杀其亲信及九姓胡所诱来者凡二千人。”所谓“乘人之心”，说明非因一时一事；而所杀九姓胡仅为利诱牟羽南侵者，并非所有粟特人和整个摩尼教会；政变所杀人数，《新唐书·回鹘传》的说法是“并屠其支党及九姓胡几二千人”，就是说不到两千人，其中多数应该还是回纥人，涉及粟特人从而摩尼教会的部分不容过于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