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据研究，“安禄山在起兵之前，派遣粟特商胡往各地兴贩贸易，并招各地商胡来输运外国珍奇财货。《安禄山事迹》记安禄山多次进贡给玄宗金银器皿等物，玄宗回赐品价值也不可轻估。这些商业兴贩所聚之财和进贡回赐所得之物，都构成安史叛乱的经济基础。”(77)《新唐书·逆臣安禄山传》有一段讲得很明白：“至大会，禄山踞重床，燎香，陈怪珍，胡人数百侍左右，引见诸贾，陈牺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显然，安禄山也是拜火教团的宗教首领，这些活跃的粟特商胡应该多半都是拜火教徒，因而和突厥人是同门信徒，如前所述，有很多可能就是突厥汗国的余孽。回纥汗国兴起需要商业经济成分，只能找另一种粟特人，即长期蛰伏中原的粟特摩尼教团。换个角度也可以说，看到回纥人连续消灭东突厥汗国和安史叛军，长期受到压制的摩尼教团的兴奋程度肯定不亚于李唐朝廷：机会来啦！而且事实果然如此(78)。所以，就回纥汗国与摩尼教团两者之间而言，不仅有草原与商业的关系，还有宗教与商业的关系，可谓是南北呼应、政教并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5.当然，回纥曾长期受突厥统治，其语言相同，习俗也会受其影响。我们前面说过，Bgü、Tengri这样的词用于人名早见于突厥汗国时代。森安孝夫认为：“回纥时代开始，循用突厥文学传统，纪念第2代可汗磨延啜功绩的希乃乌苏、塔里亚特、铁兹这3块碑文就是这样制作的。这些全都是摩尼教传播以前的文献，其内容完全看不出摩尼教的影响。”(79)不仅如此，据我看其中有的词汇表达很可能还受到了突厥拜火教的影响，譬如《铁兹碑》西面第5行：“[阙字数不明]我的……密施可汗受了重伤，于是他飞去了(亦即死了)。他的儿子，我的叶护成了可汗。”(80)据我研究，将王者或贵族去世说成“飞去了”是突厥拜火教的习俗(81)。应该说正是由于回纥汗国初期政治文化的不确定状况，才使得牟羽可汗下决心引进摩尼教以改变现状。我们看到《九行回鹘可汗碑》汉文部分在提到这种情况时说：“今悔前非，愿事正教。奉旨宣示，此法微妙，难可受持。再三恳恻：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误真，不可复事。”这里所谓“佛”，即是指正教即摩尼教信仰。据摩尼教史专家林悟殊先生研究，传入唐朝中国的摩尼教，早在中亚就开始佛教化了(82)；《通典·职官二二》“视从七品：萨宝府祆正”条下注引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七月禁断摩尼教敕文也说：“未(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83)。可见，虽然信奉拜火的粟特人也是商胡，但其所传宗教却是突厥汗国主观认同的工具，并不利于新兴回纥汗国的族群凝聚。所以，牟羽改宗摩尼就是有意要与此前的文化状况实行决裂，藉之实现回纥汗国自己的主观认同，完成九姓回鹘整体的族群凝聚。
    (二)回鹘摩尼教团的来源问题
    摩尼教传入回鹘的时间和地点，应该说是已经解决且有学界公认结论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九姓回鹘可汗碑》所明确记载的：763年由牟羽可汗从唐朝东都洛阳将摩尼四僧带回漠北传入回纥立为国教。如林悟殊先生说：“虽然在763年之前，佛教、摩尼教或其他宗教很有可能已传入回鹘，但我们认为，在763年之前，回鹘的统治者并未尝着意推行过任何一种新的宗教，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当时回鹘内部推行新宗教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84)
    然而，还是有人试图对此进行挑战，日人森安说：“Larry Clark最近提出，根据对摩尼教典籍断片U111(=T II D 180 in TTT II，pp.425-6；摩尼文字；回鹘语和帕提亚语)的再解释，排斥沙畹、伯希和以来有关牟羽可汗改宗摩尼教是762/763年在其中国远征于洛阳近郊遇到摩尼僧时的定说，发表论文提倡所谓其事于761年以前在回纥国内或西域某处的新说。这里姑且回避对其论据作一一检证，其结论偶然与本人昭和46(1971)年度向东京大学文学部提交的毕业论文《关于东回鹘帝国的摩尼教》大体一致。我的结论是，作为以牟羽可汗为中心的回纥人改宗摩尼的理由，为了在经济上利用掌控丝路贸易的粟特人是第一性的，诚如是，则毋须等到762/763年的中国远征，宁可再向前推测是当然的。”(85)其实如我在前面所论证，回纥人想利用粟特人是可以理解的，但对粟特摩尼教团来说，在763年遇到摩羽可汗之前，掌控丝路贸易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之所以会有人产生错误的主观推测，就在于没能从不同教团的角度对粟特人进行区分。
    此外，应该肯定回纥人所接受的摩尼教是从中原内地传去，而不是直接就在漠北草原接触或传自西域某处。因为：
    1.直到安史之乱发生，北部草原上都是拜火教文化占优势。我们看到，商胡兴贩是信奉拜火的安史集团重要的经济资源，这些商胡恐怕只能是安史的同门教徒。甚至回纥汗国第2代可汗磨延啜的记功碑上明确提到“我于鸡年(757)让粟特人、汉人在仙娥河畔建造了富贵城”，学者仍然认为“其内容也完全看不出摩尼教的影响”(86)，“由于他和粟特人所传摩尼教并没有维持关系”，所以没有得到《九姓回鹘可汗碑》的称扬。(87)不仅如此，如我上面所指出的，《铁兹碑》将去世说成“飞去了”说明当时草原文学语言中仍然残留着突厥拜火教的影响。
    2.《九姓回鹘可汗碑》碑文所述回鹘摩尼教具有强烈的佛教色彩，这也显示该教传自唐朝中原。林悟殊先生的有关意见很有说服力：摩尼教中亚教团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日益佛教化；隋唐之际，中亚摩尼教团的佛教色彩已相当浓烈，在佛教寺院制度的影响下，亦发展起自己的寺院制度；正因为中亚摩尼教团染上了浓厚的佛教色彩，才大大方便了该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并且与中国社会的佛教气氛相得益彰，使摩尼教更加佛教化(88)。这里仅举一个前人未曾注意的例子：
    唐代以后北方民族普遍流行一种“烧饭”习俗，据《辽史·礼志》记载，契丹涉及拜火的礼仪均属吉仪，如爇节仪，“及帝崩，所置人户、府库、钱粟穹庐中置小毡殿，帝及后妃皆铸金像纳焉。节辰、忌日、朔望，皆致祭于穹庐之前。又筑土为台，高丈余，置大盘于上，祭酒食撒于其中，焚之，国俗谓之爇节。”(89)据研究，爇节即俗所谓“烧饭”，其事辽、金、元三代相承(90)节为什么会叫“烧饭”呢？陈垣先生曾引敦煌出土摩尼教经残卷说：“其残存第一行云：‘(不)宿死尸，若有覆藏，还同破戒。’可知裸尸以葬，是摩尼法。”又引“廖刚《高峰文集》卷二《乞禁妖教札子》云：‘……(吃菜事魔)死则人执柴烧变，不用棺椁衣衾，无复丧葬祭祀之事。……’右所论未明指摩尼教，然云一切务减人道，唯摩尼教似之。”(91)可见所谓“烧饭”不过是汉语“烧变”的音讹，本意是将死者遗物烧毁，这个习俗应该是摩尼教由中原内地传入回鹘，以后又经回鹘传给契丹留下的痕迹(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