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高昌故诚出土过一幅9世纪左右的摩尼教经文插图，据德国已故摩尼教专家克林凯特的说法：“图左边的黑行字却包含有中古波斯语一词，意为‘瓦孟图像’。从中亚的赞美诗中，我们得知瓦孟和摩尼教会有着一种密切而特殊的联系，他实际是代表了摩尼教会，是摩尼教主的化身。此图描绘全副武装的国王跪在高僧面前，我们把这位高僧设想为最高级的僧侣(或至少是一位较高级的主教)，肯定是不会错的。国王和高僧互握右手，这在复杂的摩尼教象征手法中，也许和拯救的意义有关。该高僧有典型的摩尼教风度，但又用佛教说法的姿势举起左手。这种采用佛教的象征法而形式又与佛教相反的做法，乃是中亚佛化摩尼教的特征，就如西藏的本教信徒那样”；“我想把这个场面解释为主教给国王加冕，或者是国王接受摩尼教。此处画的可能是762年信奉‘明教’的牟羽可汗，要不就是像牟羽可汗那样，与臣属一道奉摩尼教的另一位国王。”(52)更重要的是，“停放在主教身上的灵魂是瓦孟(Vahman)，即人格化了的教会精神，……作为灵魂的引导者，他把灵魂引到审判者面前，而审判者便是神本身。”(53)而“审判之神(汉文摩尼教经谓‘平等王’。--译者)也可解释为个人自己的善行。这就显示了东亚摩尼教的特点。末日的审判和永恒的生活现在已经来临，已在进行。末日的事情已被部分地现世化、心理化、内在化了。国王的采用圣教就标志着他现在已经受到审判并被释罪了。”(54)
    换言之，这幅“瓦孟图像”或者如研究者所定名的《国王图像》意在宣示，牟羽改宗奉教就使其政统与摩尼教的神统合二为一了，他统治的回纥汗国就是新的光明王国，其现实功效可想而知。“以至于后人把牟羽可汗视为摩尼的后裔，有一份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这样记载道：‘伟大的帝王在天界寻求幸福，以德治理国家，英武的、有福份的、有名望的、智慧的回纥可汗出自摩尼。'”(55)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些理由，也有学者把这幅“瓦孟图像”或者说《国王图像》解释为“摩尼正在新光明王国中迎接国王”(56)。
    我甚至想，摩尼教里瓦孟(Vahman)这个角色很可能就是从拜火教里的斗战神轧荦山Warahran/Bahram转借过来的。除了二者同属波斯宗教而前者是后者的异端，以及两个名称不难勘同之外，斗战神在拜火教里也是拯救之神，而且经常被现世化为祭司和首领一身二任(57)，这不正是上述“瓦孟图像”或者说《国王图像》所要表达的意思吗？可以认为，这实际上是现实社会里教会与首领关系在宗教教义里的反映，教会需要首领保护，首领需要教会支持；现世生活里的政教分离如同宗教世界里的一神二相，实际上相得益彰。由此我就想到，《旧唐书·回纥传》记载，763年牟羽回国之际，代宗遣使就行营“加册可汗为登里颉咄登密施含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其中“英义建功”(=拯救之神)名号，未必完全由于其帮助平定安史之乱而出自唐朝“中华主义改窜”(日人森安孝夫语)的一厢情愿，反而有可能出自摩尼教会的愿望，意在宣布可汗已经改宗圣教，从而成为摩尼教里的瓦孟(Vahman)即进入新光明王国的国王。
    (三)改造历史记忆，促进认同凝聚
    我在上节提到，《旧唐书·回纥传》记载：“上元元年(760)九月已丑，回纥九姓可汗使大臣俱陆莫达干等入朝奉表起居。”这是史料中最早提到的“回纥九姓可汗”，所指即牟羽可汗，反映了新可汗即位后的政治努力。或说《唐会要》卷九八《回纥》条谓：“天宝初，回纥叶护逸标苾袭灭突厥小杀之孙乌苏米施可汗。未几，自立为九姓可汗。由是至今，兼九姓之号。”应当如何理解呢？其实，《唐会要》此条记载颇有疏漏。例如，据《新唐书·回鹘传》，袭灭乌苏米施后所立可汗为拔悉蜜大酋而非回纥首领。《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三载(744)“秋八月，拔悉蜜攻斩突厥乌苏可汗，传首京师。国人立其弟鹘陇匐白眉特勒，是为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乱，敕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至萨河内山，破其左厢阿波达干等十一部，右厢未下。会回纥、葛逻禄共攻拔悉蜜颉跌伊施可汗，杀之。回纥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毘伽阙可汗，遣使言状；上册拜裴罗为怀仁可汗。于是怀仁南据突厥故地，立牙帐于乌德犍山，旧统药逻(罗)葛等九姓，其后又并拔悉蜜、葛逻禄，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战则以二客部为先。”可见天宝初年回纥首领称可汗时的九姓仍指其部落内“药逻(罗)葛等九姓”，与后来认同汗国的九姓即铁勒九姓是有区别的，如前所述，回纥汗国建立时铁勒九姓还没有形成稳固的联盟或族群。
    《唐会要》卷九八《回纥》条以下记载：“其九姓：一曰回纥，二曰仆固(即仆骨)，三曰浑，四曰拔曳固(即拔野古)，五曰同罗，六曰思结，七曰契苾。以上七姓部，自国初以来，著在史传。八曰阿布思，九曰骨仑屋骨恐。此二姓天宝后始与七姓齐列。”或有将阿布思比定为拔悉密，骨仑屋骨恐比定为葛逻禄(58)。如前所述，我以为“九”是概数，言其多而已。无论如何，这里提到的阿布思、同罗甚至仆骨都被诱使裹挟参与了安史之乱，他们与回纥结盟乃至实现族群认同，只能是“天宝后”即回纥帮助唐朝平乱甚至是叛乱讨平大局已定之后的事。例如，前述“阿史那从礼说诱九姓府、六胡州诸胡数万众，聚于经略军北，将寇朔方，上命郭子仪诣天德军发兵讨之”，此事据《通鉴》卷二一八记载在至德元载(756)九月；而牟羽首次以“回纥九姓可汗”名义使大臣俱陆莫达干等入朝奉表起居，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为上元元年(760)九月已丑，前因后果，不难想见。
    其实，作为一个集合名词的“九姓”早见于唐代史料，主要指铁勒九姓(因曾受突厥统属，有时也称突厥九姓)，也有指昭武九姓(粟特人)，但后者更常称为“九姓(商)胡”。两唐书《回纥/鹘传》只是在讲到东突厥末年回纥起兵反抗并最终称汗时，明确提到药罗葛等九姓；上述《唐会要》卷九八《回纥》条所记为同一件事，却把“九姓”具体名称改成了铁勒九姓部落。我认为，这至少可以说明，回纥汗国成立时核心和基础是自身的“九姓”即药罗葛等回纥九姓，最多加上拔悉密和葛逻禄二客部构成十一都督；铁勒九姓加入回纥汗国从而认同回纥，与之实现族群凝聚并形成所谓九姓回纥/回鹘，只是汗国成立以后的事。《会要》省却过程，只记首末，称“由是至今，兼九姓之号”，掩盖了其间发生的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