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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英国政府这种几乎纯粹靠举债度日的做法，其危险性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大。就国内债务而言，政府通过税收收入来支付债务的利息，等于把纳税人的钱转给了国债债主，这种财富的转换固然是损害一部分人而让另一部分人得利，但就英国整体而言，这种转换并未产生任何影响，“就如同一个人的钱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一样”。(69)至于外债，英国政府需要将英国财富以支付利息的方式转给其他国家，但在另一方面，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早就指出的那样，“这种大量偿还外币的需要，或许可以刺激(也的确刺激了)用于出口贸易的生产以及就业。”(70)无论是外债还是内债，光荣革命后英国政府通过国债获得的大量资金使它得以大大提高国家支出，这种“国家支出的猛烈增长，特别是海军部订货造成的对生铁、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资的巨大而持续的需求，造成一个‘反馈环’，促进了英国的工业生产，刺激了技术上一系列的突破”，(71)为工业革命的来临开辟了道路。 此外，国债收入还使英国政府得以避免通过大幅度提高税收来筹集战费。当然，18世纪英国的税收还是不断增加的，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斯图亚特复辟王朝时期的3.5％增加到北美独立战争时期的11％—12％，(72)但英国的税收始终是稳步增加而非骤增的，而且主要是依靠征收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故普通英国民众并没有明显感受到来自税收的压力，他们也因此不会对政府的对外战争有太大的抵触，这对维持英国的社会政治稳定也极有帮助，使英国政府得以在无需顾忌国内动荡的条件下全心追求其对外政策目标。不仅如此，或许是作为英国政府的债主，许多英国人和英国公司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现政府垮台从而让自己的投资落空，他们也把政府打赢对外战争、保持英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挂起钩来，这不期而然地起到了凝聚英国民众向心力的作用。 当进入19世纪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更加牢固之后，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盛和贸易的全球性扩展，英国政府获取资金的其他途径更加有效，对国债的依赖也逐渐减低。拿破仑战争结束之时英国的长期国债总额达8.46亿英镑，而此后英国尽管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和布尔战争等重大对外战争，其国债总额却反而下降，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其长期国债额只有6.51亿英镑。(7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