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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海外殖民地的冲动直接来源于对贸易的需求。伊万·卢亚德称殖民地对于18世纪欧洲国家的价值不是出于军事原因，而是由于它们能够对国家的贸易平衡作出贡献。(116)这个断言虽然有所夸大，但并非没有道理。随着18世纪英国殖民地数量、面积和人口的持续增加，殖民地贸易在英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也日趋明显。有统计表明，在1689—1774年间，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增长了5倍，并且在英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不断增加，从1689年的15％增长到1774年的33％。(117)当然，除了贸易利益之外，殖民地还是向母国提供贵金属、重要原材料和战略物资(也即用于造船产业的“海军物资”如木材、麻绳、亚麻、铜、沥青和焦油等)的产地，并且殖民地可使母国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更加自给自足，因而也更加强大。(118)同样重要的是，获取殖民地固然需要耗费英国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但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北美大陆、非洲大陆沿岸、印度等地区渐次获取的星罗棋布的殖民地或殖民据点，又为英国海军在全球范围的行动提供了一系列便利的基地，使其更有效地执行远洋贸易护航、截击敌国商船和舰队并掠取更多殖民地的作战任务。 18世纪英国的对外战略较多地偏向于海外扩张，也即在欧洲保持守势而在海外采取攻势。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国海军的既有优势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也由于在某些时段，如果大陆的局势还没有发展到危及均势之时，英国人大可置身事外，保持较大的行动自由，如1733—1735年间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时那样。早在17世纪初，英国著名探险家瓦尔特·拉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就宣称：“谁控制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进而控制世界本身”。(119)这种信念得到了大多数英国人的赞同。当然，英国人也没有丢弃对大陆政治的关注，事实上，“大陆趋向”和“海洋趋向”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英国时而积极干预大陆政治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为英国的海外扩张赢得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而全力在海外开拓进取的目的，又在于增强英国应对欧洲危机、确保大陆均势的能力。 尽管18世纪英国政坛领袖在究竟采取哪种趋向的问题上经常争执不休，相互攻讦，但他们各自采取的具体政策却经常有相似之处。第四任英国首相纽卡斯特勋爵托马斯·佩勒姆-霍利斯(Lord Newcastle, Thomas Pelham-Holles)被认为是“大陆趋向”的代表人物，经常夸大来自大陆的威胁。然而，他积极干预大陆政治的最终目的也恰恰是加强英国的海上优势，如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我始终坚持，我们的海军应保护我们在大陆的盟国；这些盟国将通过吸引法国的注意力，使我们得以保持海上的优势”。(120)老皮特则是“海洋趋向”的倡导者，一贯反对卷入大陆政治，主张在海外与法国和西班牙一决高下，他曾批评说：“我们已饱受诸如力量均衡、欧洲自由、共同事业等许多类似表述的折磨，结果无非是浪费我们的财富、消耗我们的贸易盈利、给我们的子孙增加难以承受的负担而已”。(121)但恰恰是他在执掌英国政府大权期间(1756—1761)，英国一方面投入重兵与法国争夺北美和印度殖民地，一方面又在德意志西部部署一支人数最后高达5万人的英国雇佣军，在普鲁士将军布伦瑞克的费德南统帅下会同5000名汉诺威军队协调作战。英国在七年战争中不断为普鲁士提供巨额战费，1758年老皮特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签署一项协定，在以后四年中每年给予普鲁士67万英镑的津贴，这是英国到那时为止给予任何大陆国家数额最大的津贴，(122)正如老皮特自己宣称的那样，英国要“在德意志赢得加拿大”。(1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