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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议会在决策过程中的巨大影响力，英国决策者保证对外政策得以推行的关键就在于获得议会的支持。为此，他们必须充分考虑到英国整体的国家利益，或至少要让议会和大部分民众相信他们的政策合乎国家利益的要求。这并不等于说18世纪的英国对外政策不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但这套体系的确保证了英国不会推行可能招致多数国民反对的政策。至于国王的个人要求，在18世纪的英国政治中已无足轻重，即使他们有时的确也能追求自己的某些图谋，但他们必须首先影响内阁大臣，进而影响议会的意向，才能将个人的利益偷偷融入英国国家利益的旗号之下，正如伦敦的一家主要报纸《箴言报》(Monitor)在1758年曾揭示的那样：“糟糕的大臣不经请示议会，就以英国利益的虚假幌子同意参与保卫外国领土，然后再寻找方法来保证在议会两院获得多数支持”。(45)而在有些时候，国王的意向干脆会因大臣的反对而无法实现，例如，当1733年法国发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时，英王乔治二世及其德国出生的卡罗琳王后一再敦促首相沃波尔介入大陆政治，沃波尔却予以坚决拒绝，他对王后称，“夫人，今年在欧洲有5万人被杀，而其中没有一个是英国人”。(46)这个珍惜英国人生命的理由，令国王夫妇难以否决。 议会在英国对外政策决策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反映在有关外交事务的辩论在英国议会辩论中所占的较大比例。据英国学者的最新统计，在1714年以后的最初十多年间，在英国议会上下两院总共1500次辩论中大约有一半是专门针对对外政策以及与对外政策相关的事务，而且，许多表面上是内部事务的议题，如陆海军拨款比例、对大陆国家的津贴、1715年叛乱后对天主教徒的惩罚措施等，也是部分地或主要地受到了战略考虑的驱动。(47)在以后的阶段，情况大致类似。在1732—1750年间，有关对外政策问题的辩论也占到议会辩论次数的一半；只有1750—1763年间出现了例外，其间对外政策问题的辩论不到议会辩论总次数的1/3，但那是由于议会记录明显不完整所致。(48) 光荣革命不仅导致了英国政坛决策程序的变化，还导致一系列涉及面广泛的法案出台，大大缓解了英国内部社会政治矛盾。尤其在宗教方面，1689年颁布的《容忍法案》(Toleration Act)有着重大意义，该法令重申英国国教的主导地位，但又给予其他非国教信徒(但不包括天主教徒(49))自由信仰的权利，只要他们不反对国教教会信条。这项法案至少部分实现了宗教宽容的信念，使得占英国民众很大比例的清教徒等新教教民有了较自由的生存空间，从而大大降低了自16世纪上半叶起一直困扰英国内部团结的教派纷争之危害性，有力提升了英国社会的和谐度。 由于光荣革命建立的宗教和社会政治制度得到英国大多数民众的认可，他们对保持这种制度有了自觉的热情，特别是在“詹姆斯二世党人”(50)复辟活动始终存在且得到外国(主要是法国)支持的情况下，英国民众对战争和外交保持高度的关注，对外政策成为英国政治中的优先考虑事项。历史学家注意到，从17世纪末起，英国人成为一个“政治民族”(political nation)，他们“拥有了”英国的大战略。“外国消息通常占据英国报纸的头版，实际上也主导着整个报业……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民众执着于遏制路易十四及其‘普世君主’的计划”；除了荷兰共和国外，整个欧洲没有哪个国家的公众像英国公众这样对对外政策和大战略问题如此感兴趣。(51)在路易十四之后情况同样如此。英国学者的详尽统计显示，在1714—1725年间，英国出版的所有小册子(pamphlets)和书籍中，有关对外政策主题(军备、殖民地、贸易和通商)的将近10000件，相比之下，涉及宪政和“斯图亚特复辟”主题的只有5000件左右；在1726—1763年间，前一类主题的数量基本上都保持在后一类一倍左右的规模。(52)这些数据表明英国民众对英国争取并保持国际强势地位的关注程度。而且，这种关注往往倾向于支持国家大战略，有学者断言，“从历史回顾来看，1689—1815年间呈现出一种主流，即社会各阶层广泛赞同国家的对外和贸易战略；即使在与北美殖民地人发生无利可图的冲突时期，这种赞同也保持了平衡”。(5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