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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国债系统和财政运转的稳定，英国政府努力将流动债务转变为固定债务，即由大公司和大银行受理散户的短期债券，而这些公司和银行集中向政府提供长期或永久贷款。例如，1711年，英国财政部与新建的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进行交易，将900万英镑的短期债务一次性置换成固定国债。(60)在18世纪中，英国固定国债在国债总额中的比例大增，而流动国债份额则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在1696年，英国固定国债为120万英镑，流动国债达1040万英镑，固定国债占国债总额的10.3％；到1748年，固定国债增达6870万英镑，流动国债却只有740万英镑，固定国债占国债总额的90.2％；到1785年，固定国债达2.396亿英镑，流动国债仅有580万英镑，固定国债占国债总额的97.6％。(61) 使所有这些国债事务得以顺利运作的一大创举是“英格兰银行”的建立。随着光荣革命后英国国债业务的扩展，老式的“钱庄”显然已难以胜任现代金融业务。从1691年起，以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和迈克尔·哥德弗里(Michael Godfrey)为首的一帮英国银行家和富商倡议创建全新的全国性银行来确保金融流通的安全。1694年英国议会终于同意他们的呼吁，但开出了这样的条件：英格兰银行的120万英镑启动本金将作为永久性贷款全部借给英国政府，政府则每年返回给该银行8％约10万英镑的利息，并授予该银行经营国债业务等一系列金融特权。(62)英格兰银行虽然由私人拥有和经营，但却与英国政府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行使着许多本质上属于政府的职能，实际上成为类似于国家储备银行的金融机构。正因为如此，虽然英格兰银行从一开始没有一分钱现金(其本金已全部借给政府)，但它在世人眼里却是一个绝不可能倒闭的银行，由此急剧吸纳了庞大的资金，迅速扩张成为一个金融帝国，也成为英国政府几乎取之不竭的资金来源，到1793年，英格兰银行的资金达1176.6万英镑，全部借贷给英国政府，之后银行还获得300多万英镑的盈利。(63) 光荣革命后英国诸多阶层的利益在政府中得到了较大体现，他们对新政府充满了信心，更担心詹姆斯二世的复辟活动将会推翻合乎他们意愿的体制，因此英国民众非常踊跃地购买债券，英国民众人均认领的国债额在威廉三世时期达3.10英镑，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更增加到29.15英镑。(64)购买英国国债的不仅有英国本国的民众，还有许多外国人和外国银行，如荷兰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以及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那样，“英国国债赖以确立的关键信用是荷兰银行家及其金融盟友，包括那些组成所谓胡格诺教徒国际组织的人”。(65)这些源源不断来自国内外的资金大大缓解了英国因战争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在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1685—1688)，英国政府的年均财政支出仅为216.8万英镑，威廉三世时期(1688—1702)年平均支出猛增至600万英镑左右，其中1696年达799.8万英镑；安妮女王时期(1702—1714)年均支出达760万英镑，其中1711年达1514.5万英镑；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时期(1740—1748)达900万英镑，其中1748年达1194.3万英镑；七年战争时期(1756—1763)达1450万英镑左右，其中1761年即达2111.2万英镑。(66)但政府运作却未受到任何阻遏，其原因就在于来自巨额国债的坚强支撑。英国国债总额在1700年达到1420万英镑，1763年增至1.326亿英镑，1783年达2.318亿英镑。(67)如此巨大的债务无疑超出英国政府的实际偿还能力，即使是利息支付也已是沉重负担。虽然英国国债约4％的利息额远低于其他欧洲国家，只有同时期法国国债利息的一半，但在1787年度，英国财政部仅支付国债利息就要耗费940万英镑，而当年英国整个的税收和关税收入只有大约1300万英镑。(6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