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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所谓的“海洋趋向”，则是与“大陆趋向”相对应的一个战略选择，它主要体现为英国的“蓝水”政策。但“海洋趋向”除了尽力发展海上力量之外，还有着努力扩展海外贸易和抢占海外殖民地两大元素，恰如保罗·肯尼迪所述，“贸易、殖民地和海军组成了一个‘良性三角’，它们之问的相互作用，保证了英国的长期优势。”(105) 在18世纪这个“重商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代，扩张海外利益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在《乌特勒支条约》之后，国家利益不再只是王朝利益和大陆争斗，它加进了中产阶级的贸易需求、海外殖民地财产等方面的因素。固然，18世纪英国议会两院大多数议员是贵族和乡绅阶层，他们“与海洋或贸易并无任何联系，也不住在滨海地区。但是，即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表面上不夸夸其谈，他们的确越来越意识到海军、贸易和殖民帝国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106)另有学者称，虽然“国王和大臣们必须比商人们更宏观地考虑英国与欧洲均势的结合问题，但对于商人来说幸运的是，出于战略和商业的考虑，贵族们看不出有什么好的理由将支持全球贸易和获取海洋帝国与英国作为欧洲大国的战略利益分割开来。他们很划算地把这两个目标融合成一个联合战略”。(107)彼得·斯特恩斯则断言，“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同类群体相比，英国的贵族阶层更倾向于贸易”。(108)他们与商业阶层一样，都坚信贸易是国家财富和力量的重要来源，如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亨利·圣约翰·博林布罗克(Henry St. John Bolingbroke)宣称的那样：“所有国家的财富和力量极大地依赖于它们的商业和贸易……好的政府应该趋向于利用所有的优势获取商业和贸易的改善”。(109)这种理念在英国付诸了实践，安妮女王在1714年就明确宣称，“本国的利益乃是通过贸易来壮大自己”。(110) 故而，扩大对外贸易成为英国崛起过程中一项不遗余力的对外战略目标。18世纪英国对外贸易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英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从1697年的673.5万英镑增长到1797年的4993.1万英镑，100年中增幅达7.41倍。(111)其注册商船吨位则从1702年的32.3万吨增长到1802年的190.1万吨，100年间的增幅达5.88倍多。(112)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蓝水政策的不断推进，英国与欧洲以外地区的贸易额急剧增加，与此相应，英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在其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其向欧洲大陆的出口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从1700—1701年间的82％下降到1772—1773年间的40％，来自欧洲大陆的进口从68％下降到47％；总体来说，欧洲在英国海外贸易中所占比例从1713—1717年间的74％下降到了1803—1807年间的33％。(113) 对外出口贸易能极大地刺激本国制造业的繁荣，这是古典重商主义信奉的一条准则。英国的出口贸易总额从1697年的229.5万镑上升到1797年的1609.3万镑，增长了7倍，足以见证这100年间工业革命准备和开始初期英国制造业较快的发展步伐。但英国并不一味追求贸易出超，而主要是追求贸易总量。在18世纪的大多数年份中，英国的出口贸易额在外贸总额中一般约占35％—40％的比例，小于约占40％—45％的进口贸易比例。但另有20％左右的转口贸易存在，基本抵销并扭转了贸易入超。(114)对英国政府来说，进口贸易和转口贸易的价值丝毫不逊于出口贸易，甚至更为显著，因为它们能够直接为国家财政提供巨额的关税收入。从1692年到1792年，英国的关税收入从89万英镑增加到410万英镑，100年间增长了约4.6倍。在18世纪的绝大多数年份中，关税收入均占英国国库收入的23％以上。(1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