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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实力固然是决定国家强弱兴衰的重要依据，却并非国家力量的唯一参数，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参数，古今中外的许多历史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外学者提出过多种考量一国综合国力的较为科学和全面的计算方法，其中得到最广泛认同的是由美国学者雷·克莱因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克莱因公式”：Pp=(C+E+M)×(S+W)，其中，Pp代表可感知的力量(perceived power)，C代表人口和领土(C, critical mass, population+territory)，E代表经济实力(economic capability)，M代表军事实力(military capacity)，S代表战略目标(strategic purpose)，W代表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35)这一考量模式对我们认识近代前期英国的崛起大有帮助。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英国的C和E两项参数落后于法国，但它在M、S和W三项参数上的优势大大弥补了它的不足。下面本文将从国内政治基础、财政支撑、海军力量、双向战略等方面来剖析近代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 二、君主立宪制度 光荣革命前一百多年间英国国运的波浪型趋势显示：国内政治制度的运行良好与否攸关一国国际地位的强弱。当英国王权与英国议会相互谅解之时，英国便能推行积极有效的对外战略，而当双方无法协调相互矛盾之时，英国也很难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16世纪下半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正是凭借英国民众的普遍拥戴和英国议会的衷心支持才敢于起而对抗西班牙；而英吉利共和国之所以能强盛一时，其重要原因是它本身就与议会浑然一体；至于护国主时期(1653—1660)，克伦威尔干脆解散了“残阙议会”，实行不受任何国内政治拘束的独裁统治，因此也不存在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对抗。相反的情况是，斯图亚特王朝和复辟王朝始终无法处理好与议会的关系，致使其当政时的英国在国际上碌碌无为，直至其王朝统治两度被推翻。 作为外来者的威廉三世无望取得伊丽莎白一世那样的拥戴，也无力建立克伦威尔那样的独裁，他欣然入主英国的目的全然是为了利用英格兰的财富和陆海军力量来对抗法国，作为交换，他愿意充分尊重英国国民的政治意愿。而英国民众既然不想恢复到40年前的共和政体，又担心再次出现克伦威尔那样的专制君主，便只有在制度上向国王权力施加有效的约束。在这种双向意愿的组合下，立宪君主制度在英国诞生。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1694年的《三年集会法案》(Triennial Act)、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案》(Act of Settlement)等一系列法令极大地约束了英王的实际统治权，保证英国议会的立法、财政、司法等各项权力，从而解决了始终扰乱斯图亚特王朝时代英国政局稳定的王权与议会对抗之难题。正如有学者总结的那样，经历了光荣革命的“英格兰人成功地驯服了庞然大物型的现代国家，他们没有摧毁利维坦的巨大能量，相反是使它响应他们的意愿，服从他们的法律”。(3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