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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后，武汉三镇的商会都曾呼吁尽快制定新商会法。如武昌总商会先后为“陈请颁布商会法，遵照改组商会事”，呈文国民党中执会和湖北政务委员会，提出“政府建立，百度维新，所有商会，自应遵照新章办理”，为此而要求制定新商会法，“俾商会依法改组，以符新章而策进行”。(12)与此同时，汉口总商会也呈文请求湖北政务委员会拟订新的商会法规，以便商会依法进行改组。该委员会鉴于“近来武汉及各县商会与商民协会之间时常发生争议，我们现时因承认旧商会之存在，然旧商会事实上却不能代表大多数商人，只能代表买办阶级，一般商人深致不满”，但另一方面，“旧商会自身近来因环境关系亦感到有改善之必要，俾将来可在金融上负点责任，及为政府财政帮多少忙，政委[务]委员会为适应此种情况故通过此案”，并“呈请联席会议决定批准”。临时联席会议于1927年2月讨论湖北政务委员会呈交的暂行整理湖北商会条例，会议主席徐谦提议本案应先组织委员会将条例交付审查后再议，并建议推举财政部和司法部两部部长及原提案人为委员。联席会议讨论审议之后通过了徐谦的这一提议。(13) 这对商会而言无疑是利好消息，湖北政务委员会在答复汉口总商会时也表示：“湖北商会条例业经本会拟具草案呈请中央政治会议审议”，批准之后当即行公布，各商会请“静候颁布，俾便遵从”。但在此之后新的商会条例并未及时颁布。于是，汉口总商会又呈文国民党中执会，阐明由于新商会条例迟未公布，不仅全省各商会均无新章遵循，而且商人团体之间各类纠纷时有发生，难以为继，为此呈请国民政府“迅将审议商会条例即日宣布，以便一致遵循”。(14)汉口总商会的呈文虽词恳情切，但仍未达目的。紧接着，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在汉口举行，国民党在汉各级党政要员悉数出席开幕式。汉口总商会又在本次大会上提交请速颁商会法以资遵守一案，(15)其迫切之情溢于言表。 由上可知，商会不断要求制定新商会法，从表面上看主要是出于改组旧商会以适应新形势，有利于广大商人参加革命的目的，但其背后实际上却蕴含着借此摆脱自身不利处境，解除生存危机的深刻动因。然而，这一时期国民党对待商会的政策仍是左右摇摆，中央与一些省市党部的意见也不一致。1927年3月和5月，在国民党地方党部和中央商民部支持下，长沙总商会、南昌总商会曾一度被商民协会接管，引起全国各地商会强烈反对。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22次会议议决商民协会对于商会“不准接管”，在当时形势下商会应“同时存在”。(16)国民党中央商民部随即又训令各省市党部商民部，“遵即以后对于旧商会不得任意接管”。(17) 但至1927年11月，国民党中央商人部(是年9月改称此名)又提出将商会与商民协会合并的设想，直接引发更加激烈的商会存废之争。(18)面对这一新情况，上海总商会于当年12月发起召开各省商会联合会，全国各地商会140余名代表出席。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宁汉分裂”已转为合流，蒋介石在掌控政局之后也开始重视商业发展，亲率党政要员戴季陶、孔祥熙等出席大会开幕典礼，并致词“希望各省商会注意两点：(一)商业不能脱离政治，(二)商业之进展须与农工各行联合”；同时还表示：“望贵会联合讨论，如有意见，不妨条陈政府，政府当无不予以容纳。”(19)大会原定五大议题，但实际上主要讨论的是商会存废案。(20)全国各地17个总商会和商会提交了商会不能撤销案，呼吁国民政府尽快修订公布商会法，并具体阐明原有“商会法定于旧政府，不能适用”，“处此青天白日国旗下，万象更新，商民视此，本有修改之必要，亦既屡屡请求于我国民政府矣，深愿迅与修正公布，以资准则而示政府爱护商民之本旨”。(21) 为了变被动为主动，本次大会还议决成立商会法研究委员会，并通过了商会改组大纲，拟废除商会原有会长、会董制，改行执监委员制；会员不限男女；尽量减少会费，以便普及会员。(22)另外，大会还以各省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名义呈文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阐明“商会系法定机关，其组织皆根据商会法。商会法不善，责在政府，不在商会”。为此，“理合依照决议案具呈钧部钧府察核，请准撤销中央商人部废止商会提案。一面令行法制局将商会法迅速修正”。(23)可见，商会应对生存危机的主要措施之一，仍是主动提出修订商会法的要求，希望通过颁行新商会法以确保商会存在的合法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