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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都是在二战以前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特点和差别。二战以后，上述特点和差别则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变化的方向就是这两个学科日益靠近。 20世纪20年代，一批自西方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回到中国，在对中国社会开展研究后不久，就提出了这些学科需要本土化才可能在中国应用和扎根。本土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将这两个学科的理论方法综合应用。如，曾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吴文藻先生早在30年代就说：“在作者看来人类学、社会学实在是二而一的东西，尤其在中国应该如此。”[18]为什么在中国应该如此？因为人类学早期的理论和方法是西方人研究殖民地发展起来的，而中国没有殖民地，中国学者研究的对象是自己的本土，于是他提出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是“二而一的东西”。所以他就创新一种方法叫社区研究，社区研究是什么方法呢？就是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做研究。后来英国非常有名的一位人类学家Maurice Freedman对中国学者开创的社区研究给予非常高的评价，他说：“中国的社区研究应该是人类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章，这是中国人类学界社会学界对人类学的一个贡献。”[19]中国学者把这两个学科结合起来做研究，他认为这是一个创新和进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所有非西方的，没有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将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开展研究都是一个必然趋势。 二战结束以后，殖民地纷纷独立，以研究殖民地为主要目标的人类学/民族学必须适应这个现实。民族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趋势就不仅呈现于发展中国家，并很快成为世界性的趋势。于是，民族学/人类学生长的土壤逐渐转向本土和工业社会。因此，马林诺夫斯基说：“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较先进文化的研究。”[20]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内民族学研究的领域一度缩小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可是当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过去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传统的民族学方法已经难以应对。一个简单的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城乡之间缺乏流动，到80年代初，全国的流动人口仅数百万，而现在仅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已达到3000万，也就是说，五分之一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在流动之中。现在全国的流动人口则已超过2.5亿。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东部、进入城镇，汉族人口大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所以有学者总结说，我们的民族关系，过去是各民族背对背，接触很少，现在是各民族面对面，接触很多了，问题就复杂了。不仅在中国是这种情况，世界也是这样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第三世界由过去比较封闭的状态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城镇化，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社会的动荡导致贫困人口大量向发达国家、特别是向西方迁移，面临的问题也比过去复杂多了。这是世界范围的大趋势，所以将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综合起来开展研究的民族社会学就顺应这个趋势产生了。这个学科利用过去研究现代的城镇社会发展出来的理论和定量的方法来研究过去传统上由民族学研究的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问题。这就把社会学研究的领域扩大了，而同时，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也扩大到了城镇，并且出现了都市人类学/民族学这样的分支。可见，半个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逐渐合流已是大势所趋。不顺应这个趋势，就很难做好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