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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费孝通先生说：“在我身上人类学社会学一直分不清，而这种身份不明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这点很重要，我并没有因为学科名称的改变而改变我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理论，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或者说我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或者说我作为一个民族学家，我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一套。”[21]他说：“学科名称是次要的，一个人的学术成就的关键是认清对象、改进方法、发展理论，别人称我是什么家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实际上，中国学者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把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综合起来做中国社会的研究。学科互相交叉、互相借用已成为国际学界的大趋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如此。科学发展到今天，需要淡化学科界限，互相借鉴与合作。当我们把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放在同一个学院里，学生就方便多学一点其他相近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有更开阔的眼界；教师们就能够更方便地互相借鉴，多种方法互相合作来达成对一种社会问题的阐释和研究。这是学科顺应社会发展形势所应走的正路，是我们这几个学科不成为空洞的玄学，而是能够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为社会做一些实际贡献的必由之路。民族学不仅在应用研究中需要与其他学科合作，在理论创新中也是如此。回顾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之重要性。例如，民族学进化学派的创建最初是借自生物学的理论，民族学的结构主义学派则是借鉴了语言学的理论。 笔者在多年的民族学研究实践中，也深感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必要性。仅举一例，我们在开展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关系调查的时候，开始时主要使用民族学传统的方法访谈、观察和问卷调查。可是人的态度是分为外显和内隐两种的，比如谈话、各种表情、动作等这些外显的表现，我们都可以通过访谈、观察、问卷调查出来。这就是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但仅依靠这些方法得到的结果往往有较大的误差。因为被调查对象那些内隐的、潜意识的、不愿公开讲的内心的想法，我们这个学科的方法是调查不出来的。对于人的内隐态度的调查，心理学有较成熟的方法和技术。于是我们与心理学的学者合作，把内隐的一面揭示出来，就弥补了民族学方法的不足，从而对民族关系的调查有了较可靠的结果。[22]民族学角度对中国社会多年的调查与研究实践已经清楚地显示，我们现有的理论方法是不够用的，不足以把事实揭示清楚，也不足以把问题分析透彻，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去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与理论才能在研究中有所创新和突破。 其实，吴文藻、费孝通等前辈学者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有了这样的认识，并且一直在这样实践。吴文藻先生说，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学科界线将逐渐淡化，并终将逐渐统一。又说，过去将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划分开的说法“已渐被废弃，最近两种学术日益接近，不久定将混合为一。因为二者所研究的目的、题材、观点及方法越来越趋于一致，几乎无分彼此，所谓文化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不过是异名同义的词。”[18]老一辈学者们通过一生的研究总结出来的道理就是，只有多学科合作才能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中有所建树，并进而发展中国的民族学与社会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