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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界在民族学与人类学到底是一个还是不同的两个学科的争论也持续了多年，与日本的情况类似，其实主要也不是学理的争论。有国外学者指出，这其实是“争位子”的辩论，是已“走入死胡同”的辩论，从学理上看是没有意义的。[14] 中国老一代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明确的态度。如，费孝通先生说：“在我身上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一直分不清，而这种身份不明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这一点很重要，我并没有因为学科名称的改变，而改变我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理论。我的研究工作也明显地具有它的一贯性。也许这个具体例子可以说明学科名称是次要的，对一个人的学术成就的关键是在认清对象，改进方法，发展理论。别人称我作什么学家是没有多大关系的。”[15] 实际上，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在西方国家经过一百多年各自的独立发展，现在已逐渐走向互相的渗透与联合。如，在西方有的大学(如加拿大的西蒙佛雷泽大学等)，将社会学和人类学合建为一个系，称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系。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国际学术界早已将其基本归为一类。费孝通先生在1992年将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改名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后说，这三个学科构成了一条江水，“我们都是同饮这条江水的人……三科是一个集团”。[16] 一百多年来，这几个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领域都在不断发展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势是更多地转向对现代社会、主流社会的研究。而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经济全球化的拓展又推动这种研究不断扩大地去借用和参照其他学科、其他领域的知识，不断互相交叉与联合来研究共同的问题。[17]这都提醒我们，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学科将日益走向联合而不是更清楚的分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