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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社会的旧文人传统与自信的丢失 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在民族问题的研究中长期未能总结出系统的、能有效解释中国民族问题的针对性理论，还与学界相当一部分人的理论研究长期脱离实际的传统有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知识界曾长期是一个以读书人清高自居的士人阶层，其学术研究也往往超脱于大众和社会实际。这些旧思想传统在当今的知识界还是有影响的。在历史上，中国文人关于学术研究的目的曾被分为两种，一种叫经世致用，比如“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也就是追求实践出真知；另一种是修身养性，学术界称为“心学派”，这些人把读书做学问看作是超脱于普通民众的事，他们持一种读书人应超脱于社会政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和风气在一部分人中是根深蒂固的，至今仍难以根除。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界曾有一场争论，即这两个学科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以后，如何在社会中定位。也就是说，这两个学科从事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两位著名的学者，一位说是“为了研究而研究”，另一位说是“为兴趣所驱去研究”。费孝通先生则持不同的看法，他说，你们觉得自己很超然，你们不要忘了，做学术研究也是有社会责任的，我们的责任就像农民种地，就像士兵打仗的责任一样，关乎社会的进步与生存。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控制社会变迁的方向。他说，我们无法阻挡社会发展的脚步，可是我们可以想办法控制它走的方向，让它朝好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的这个学术研究是为社会服务的，是一种工具，我们的理论也是工具，其目标是解决社会问题。[29]至今，那种对学术研究抱着超然态度，长期脱离社会实践的旧文人风气在我们民族学界一些人中仍有市场。 当民族学界在开展中国社会的研究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分析边疆民族地区问题的理论工具不够。我们的边疆民族问题比较复杂，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像新疆、西藏这些地区问题比较严重，学者们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却至今较少能够把问题剖析清楚的成果，特别是缺乏有足够解释力的理论总结和提升。参与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从理论上提出解释和解决之道，是中国民族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学界有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的义务，但有些学者仅仅热衷于批评地方政府的一些政策，仅仅热衷于批评政府官员，称他们没有尽到责任。他们似乎很超脱，却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忘记了解决这些社会的、民族的问题不仅是政府的、官员的责任，也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界的责任。新时期以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较慢，特别是在一些事关大局的基本理论问题上，我们至今没有梳理清楚。如，民族的本质是什么？它发展演变的轨迹将如何？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如何给其定位？等等。中国学界在理论上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清楚的梳理，除了那些西方的理论之外，拿不出能解释中国问题的系统理论工具。我们没做好自己份内的研究，又如何引导社会去正确认识，如何为政府制定合适的政策提供理论的基础？所以说，我们需要下更多的工夫去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从中总结出更多的理论工具而不是一味用已有的西方理论去生搬硬套、生硬地解释，生硬地、纸上谈兵地去做理论导向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