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6月，北平刚刚解放，当时在燕京大学民族学系主任林耀华教授家里，开了一个学者的座谈会，费孝通、吴泽霖、雷洁琼等很多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都参加了座谈。目的是总结学科以往的经验教训，探讨今后的发展道路。为此他们回顾了此前半个多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他们总结说：“以前的研究是不为大众服务的，也不为统治者所重视，有求客观之名，但更多是逃避客观之实”。新中国建立前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根本不研究社会焦点、重点问题，他们都是研究边边角角的问题。当时的焦点是国共的战争，他们全部回避。回避了社会焦点，只对中国社会边边角角的问题做一些研究，于是这个学科对社会的影响很小。所以新中国建立以后这个学科被社会上很多人和政府认为距离社会实践很远，再加上所讲的内容都是美、英等西方国家的理论，就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学科的帽子，政府遂将其撤销了。现在回想起来，学者们对于这个被撤销的结果也是有责任的，研究了几十年，只是研究些边边角角的小问题，或是空谈西方的理论，不研究中国社会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研究了几十年也没有发展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案和理论。到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学科应该怎么样发展？在1949年6月的那次座谈会上大家总结说：“要问题导向培养学生，问题导向发展学科，针对中国实际问题之解决，谋求学科之发展。培养既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能力的学生，培养学生能担当实际问题解决的责任和能力。”归纳起来就是，淡化学科界线，重点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学科理论和方法应该在解决实际的问题中得到总结和发展，学校的教学也要在这种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句话，就是问题导向，才能发展学科。[32] 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社会学、人类学两个学科被撤销了，但是这些领域的学者还在，并且多数人都参加了全国范围的民族大调查，这是民族学界很辉煌的一段历史，现在的学科史不断地强调这段历史对国家和学科的贡献。但是，我们也需要总结一下那段历史中民族学者们普遍存在的不足之处，即缺乏对当时的边疆民族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和新的理论总结。民族大调查，现在分析起来，其实是一个理论导向的调查。因为这个大调查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社会进化理论，用社会进化论去分析少数民族社会，用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历史和案例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不同阶段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性。从理论上说，研究的目标仅此而已。所以对55个少数民族的调查，有将近一亿字的材料，出版了180多本社会历史调查书籍，都是用这个理论，这是理论导向的调查。这种理论导向的调查并没有很好地探讨当时边疆少数民族社会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自然也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总结出新的理论。所以到了1957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以后，政府认为这个学科也没什么用，在理论上没有拿出新的工具，没有发挥学科的特点，可有可无，就将这个学科也撤销掉了，改为“民族问题研究”。 不仅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存在这样的缺憾，当时苏联的苏维埃民族学也是类似的一种情况。苏维埃民族学的特点是重视历史的角度，重视宏观角度的分析，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以政府的民族问题理论为指导。这个学科的学者们在边疆地区做了大量的调查，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但这些著作也是理论导向。其主要目标并不是通过调查研究解决边疆地区的社会和发展问题，而是用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发展的调查报告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证明社会发展阶段论是正确的，证明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正确的。当然，那个时候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当时，苏联与西方的斗争很激烈，学者要配合政府，配合这些政治斗争。可是它没有问题导向的研究和总结，单纯用大量的案例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理论。因此苏维埃的民族学和人类学，针对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具体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和理论总结很少，发展很慢，苏联一解体，民族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现在俄罗斯的民族学、人类学转而学习西方，引进西方的那些理论，苏维埃学派留下的理论遗产并不多。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因为民族学、社会学在国际上分为两大体系，一个体系是西方传统的体系，在西方占主流地位，另一个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社会学。在苏联，苏维埃民族学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一个代表，但它仅停留于用民族学研究来验证马克思主义，而不去研究解决社会主义时期的实际问题，只是用历史和现实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已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基本是一种理论导向的研究，较少追求在理论方法上有所创新，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现在，俄罗斯的社会学民族学界全盘接受西方主流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基本上是跟着西方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苏联学界的经验，不重视问题导向研究的教训，值得中国民族学界思考和汲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