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招募外国劳工，主要与劳动力供求关系密切相关。一方面，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生育的下降和人口的老龄化趋势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而加速，欧盟国家的人口结构和老龄化的问题必然对这些成员国家的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在1970年代中期，欧盟成员国劳工的平均年龄为40岁，但从1995年开始其平均年龄增长了2.5岁。到2010年，如果不吸收外籍劳动力，55-64岁的劳工数量及其比例将会超过日益减少的20-29岁的劳工的比重。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学生中愿意学习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人数日益减少，多数人选择学习法律、国际贸易、经济和金融等收入较高的专业，因此，高等科技专业的毕业生日益减少。在经济发展中，就业市场上对技术劳动力的需求总是不能满足。急需劳工的企业主只好要求政府通过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外籍的技术劳工(107)。另一方面，由于欧盟15国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不足，导致其技术人才的培养滞后。据一些学者在2003年的调查，欧盟15国在科学技术研究中的投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4%，而美国为2.8%，日本为2.98%。在这种情况下，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人才工厂”的欧盟出现了技术人才就业不足的现象。在劳工技术结构中，每1000名劳工中的技术人才比例，在欧盟15国平均为5.8人，而美国为8.6人，日本为9.9人(108)。显然，欧洲国家劳动力中的技术人才密度不如美国和日本。在人才供不应求的背景下，1990年代知识经济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加剧了各国人才的供需矛盾。例如，1992年经济危机结束之后，美国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以高科技企业为龙头的知识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创造了118个月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在各行业中，增长最快的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行业。例如，在1990-1997年，美国在线公司的职员增长了6254%，海湾网络(Bay Networks)公司职工数量增长了670%，戴尔公司职员增长了590%，英特尔公司员工增长167%，而微软公司的职员增长了295%。由于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发展速度惊人，技术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现象非常突出(109)。在同期的英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对高技术劳工的需求日益增长。据调查，在2000年前，英国有23%的企业都存在着“很难填充”的空缺岗位，有15%的企业主认为技术劳工市场存在空缺，2/3的企业主认为对技术劳工的需求在增长。信息技术和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成为技术就业市场长期不衰的主要动力，特别是那些既有制造业也有服务业的大型公司“对信息技术的需求在未来仍然可能增长”(110)。
    不能忽略的是，在当代跨国流动的专业技术人才中，还存在着一支回流移民(return migration)，其中既有低学历的移民，也有中等和高学历的移民。按照一些美国学者的研究，他们基本上呈现出一种不大对称的“U”型。具体说，就是高中以下的低学历和大学本科以上的高学历移民的回流率和二次迁移率较高，而高中学历的移民回流率较低。例如，在1999年入境的30岁的移民中间，居住5年后的回流率和二次迁移率，在低学历移民中的比例为34%，中等学历移民中为4.4%，大学学历以上的移民中为23.5%。2007年美国学者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中间，毕业5年后仍在美国居住的比例大约在65%到70%。换句话说，回流率和二次迁移率的比例在25%到30%之间。当然，具体到不同国家，回流率差异较大(111)。
    回流移民作为当代跨国迁移人口中的一部分，其中的成因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其中的技术人才回国的问题，可能与本国吸引人才回国工作的政策密切相关。在196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因为技术型人才不足而影响了经济发展，为此，“国际移民组织”就实施了“经济发展移民计划”，目的是为发展中国家吸引技术劳动力，以“增加当地缺乏的高技术人才的供给”。在1970年代，该组织再次启动“人才回国计划”，帮助在海外求学或工作的技术人才返回拉丁美洲国家(112)。当然，由于20世纪末各国围绕信息技术、医生、护士、科学研究人员和大学生等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当欧美发达国家在实施引进人才的政策的同时，中国、印度、德国、爱尔兰、瑞典等国家也都制定了吸引人才回国的种种优惠政策(113)。甚至在欧洲国家中，各国在吸引人才的同时，也实施了鼓励旅居海外的技术人才回国工作的政策。例如，英国在2000年通过政府与民间组织“沃夫森基金会”(Wolfson Foundation)签订协议，拨款2000万英镑，吸引旅居海外的英国人才回国。2005年新西兰创建了一个吸引本国人才回国的网站，目的是通过提供周详的咨询服务，在就业市场为用人企业和求职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重点吸引国外的50万公民回国工作(114)。
    六 人才流动的经济性影响
    专业技术人才作为引领时代潮流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创造者，是各国科学、技术、教育、经济和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创造力来源，也是其所在国家未来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不可或缺的精英和决策者，他们的去留对其所在国家的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具有不可替代性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经合组织2001年报告中评价人才流动及其影响时指出：“高技术的人力资源对知识的发展和传播至关重要，构成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环境改善的桥梁。”(115)在这个意义上，“解释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要素是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因此，知识劳工的人身流动对经济具有直接性的影响。知识水平越高，经济的创新和实施创新成果的能力就越强。同样，高学历劳工，或具有重要的创新性能力的劳工的较大流动性，能够保证知识的传播和循环，通过岗位知识的交换增强整体的知识和创新的能力”(116)。然而，有的学者在分析技术人才的区域影响时指出，高学历人才迁居海外后，“可以鼓励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如果有小部分人因为受到诱惑迁居海外去深造，那么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就会增长。简言之，迁移的可能性会刺激技术和人力资本构成的改善，进而推进国内经济的增长。新的经济增长模型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任何一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即使高技术人才中有部分人迁出，但由于人才流失引起的高水平的学历教育，也可以推进经济的增长”(117)。按照这种观点的解释，前文述及的人才流失严重的国家早应该加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可是，这种具有天方夜谭式的理想结果并没有出现。相反，人才流失严重的地区，在30年前是最落后的地区，在21世纪初期仍然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与上述极端性的观点相比，下面这种所谓的“双赢说”似乎有些道理。这种观点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人才流失并非百害而无利，而是一种“双赢”的结果。一方面，移民迁出母国后并非是纯粹的损失者，而是有一定的收益，其中包括移民在海外将自己的收入汇寄回国，他们在国外积累资本也会以投资的方式投入母国经济发展中，或者通过技术合作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进而提升母国经济的生产力水平。诚然，旅居海外的技术人才对母国的回报程度，也取决于母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性。如果母国制度腐败、社会动荡、秩序混乱、经济发展缺乏保障，那么，专业技术人才因为缺乏就业机会，职业发展前景黯淡，缺乏良好的团队合作与发展机会等问题又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才流失。同时，旅居海外的技术人才的汇款、投资和回流人才都会减少，结果使人才流失的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消极的影响，进而在国民收入、生活水平、社会福利和国家安全等各方面延续着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这个意义上，人才流失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双重牺牲品”(double casualty)的受害者(118)。在上述两种有争议的观点中，尽管笔者并不否认所谓的人才流失后给母国的回报，但如果将其与发展中国家残酷的现实对比分析，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