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当笔者审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动关系的时候，却得出与“人才循环”相反的结论。有资料显示，随着1990年代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人才严重流失的现象。截至2000年，从发展中国家流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有学士及其以上学位的专业技术人才数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苏联解体后流失的专业技术人才达到130万人，印度100万人，菲律宾90万人，中国(大陆)70万人、越南35万人(90)。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专业技术人才流失的规模较大，这些国家移民整体的技术构成相对较高。具有大学学士学位及其以上学历的移民占中国台湾移民中的62%、尼日尔的57%、印度的54%、埃及的53%、马来西亚的53%、赞比亚的51%、南非的51%、日本的50%、新加坡的48%、莱索托的48%、菲律宾的48%、伊朗的47%、津巴布韦的45%、蒙古国的45%、科威特的45%、利比亚的45%。在其他一些流失率较低的国家中，多数集中在中美洲、非洲以及欧洲国家。例如，人才流失的比例占迁出墨西哥移民的6%，土耳其移民的7%，葡萄牙移民的7%，萨尔瓦多移民的8%，危地马拉移民的8%，阿尔巴尼亚移民的9%，洪都拉斯移民的10%，马里移民的13%，意大利、索马里和马其顿移民的13%，斯洛伐克移民的14%(91)。
    最后，在非洲地区迁出的移民中，由于技术类移民人数较少，因而迁出移民的技术构成相对较低。有统计显示，在1960-1989年大约有7万到10万名高技术劳工从非洲迁居欧美发达国家，这个数字占撒哈拉低地国家专业技术劳工的1/3和大学毕业生的1/3(92)。在2000-2001年，居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非洲移民中，技术类移民占迁出津巴布韦7.73万移民中的43.3%、坦桑尼亚7万移民中的41%、肯尼亚19.74万移民中的37.4%、尼日利亚24.74万移民中的55.1%、加纳15.6万移民中的34%、南非34.29万移民中的47.9%、刚果10万移民中的36.9%、喀麦隆5.7万移民中的42.3%、赞比亚3.48移民中的49.3%(93)。
    但是，如果从流失人才占母国具有高等学历人才数量的比例看，人才资源丰富的大国的流失率较低，而人才资源稀缺的小国，特别是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小国家的流失率都比较高。在人才流失率最低的国家中，笔者按照其流失率将各国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流失率最低的人口资源大国。美国的流失率是0.4%，日本1.2%，巴西1.5%，泰国、印度尼西亚、巴拉圭等都在1.5%左右，澳大利亚和西班牙均为2.4%，中国(大陆)为2.6%，秘鲁、土耳其和加拿大均为3.0%，尼泊尔和孟加拉均为3.2%，玻利维亚、印度、埃及和委内瑞拉等国家都在3.4%和3.7%之间。第二类是流失率比较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其中肯尼亚高达27.8%，塞浦路斯为26%，中国香港为25.3%，刚果为24.9%，爱尔兰为22.6%，斯里兰卡为20.4%，加纳为31.7%，利比里亚为24.4%。第三类是“元气大伤”的国家和地区。其中，流失率最高的国家依次是：圭亚那(76.9%)、牙买加(72.6%)、几内亚比绍(70.3%)、海地(68%)、特立尼达-多巴哥(66.1%)、莫桑比克(52.3%)、毛里求斯(50.3%)、巴巴多斯(47.1%)、斐济(42.9%)和冈比亚(42.3%)(94)。另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相关研究显示，在2000年全球人才流失最多的4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6个属于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有20个，有10个国家位于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地区。除发展中国家之外，爱尔兰、冰岛和新西兰三国也榜上有名(95)。显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比较发达的国家，多数国家人才流失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五 专业技术人才流动的影响性因素
    按照传统的观点，包括专业技术人才在内的大批移民迁离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因为其社会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低下，政治上动荡不安，而发达国家经济上的繁荣、政治上的安定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等成为吸引移民的诱因。在很大程度上讲，用这种观点解释当代专业技术人才的迁移原因有其合理性。因为专业技术人才的迁移与流动，与一般移民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差异。促成一般性移民的各种因素可能会在专业技术移民身上同样发挥作用。母国因专权和官僚腐败而引起政体动荡、经济发展与技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波动所引起的就业不稳定性、工作条件和工资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等等，都会成为人才流失的促成因素。此外，地区冲突和社会结构变革等因素在造成大批逃亡难民的同时，也在促成专业技术人才的流失。例如，在苏东剧变后，到1992年，苏联流失的技术人才就达到近40万。在保加利亚，到1991年，该国出生的科学家中有15%在国外工作。在1980-1991年的波兰，流失的技术人才占该国科技人才总数的9.5%(96)。
    但是，与一般性移民不同的是，在多数情况下，科技人才的迁移并非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追求比一般劳动力更优越的社会环境、工作氛围和生活条件。具体而言，他们是否迁移，更多的是考虑个人舒适的生活条件、职业发展前途、科研工作环境、实验条件、团队水平以及子女接受教育的条件等等。简言之，专业技术人才迁移的原因中，主观性因素更加突出，目的是为了追求心中既定的生活质量目标。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人才双向流动的现象。对于这种共性现象，有的学者提出了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认为“不管是在母国还是迁入国家，广义上的政策机制都能残酷地决定人才的去留”。具体来说，政体动荡和腐败等损伤物质资本的因素也会损伤人力资本，结果造成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水平的下降。相反，如果制定公平、自由和开放的政策，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各界普遍受益，人才流失的因素就会被削弱，甚至出现人才净收益的现象(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