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欧美发达国家吸引留学生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他们毕业后能转化为就业市场具有创造性价值的技术性劳动力。那么，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从战后国际留学生的流向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学成后滞留不归的现象日益突出，由此引起的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失的现象日益凸显(76)。以中国大陆为例，在战后初期到1978年，虽然每年回到中国的留学生人数有限，但毕竟在增减波动的曲线中呈增长趋势。例如，1957年回国学生有347人，1966年和1975年分别为199人和186人。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中国向海外派遣的学生人数的增长，学成后回国的人数逐年递增，从1985年的1424人上升到1995年的5750人，1999年又增至7748人(77)。然而，这种绝对人数增长的趋势能否说明中国海外留学生回国率增高的趋势呢？因为在1995年之后，随着中国自费出国留学生人数的增长，回国的比例也在下降，学成回国的人数约占派出人数的1/3(78)。也有学者认为，在1978-2001年的出国留学人员中，分别从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西方国家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达到37%～50%，而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留学生比例仅为14%(79)。不难看出，20世纪末中国人才流失的问题是很突出的。这种问题在其他统计资料中也十分刺眼。有资料显示，在1978-1999年到海外学习的中国学生中，居留在国外的学生人数占总数的75%，其中最终移民的学生占留美中国学生的85%、留日学生的62.6%、留学澳大利亚学生的55.1%、留英学生的53.3%和留法学生的52.4%。当然，人才流失的问题并非仅仅局限于中国大陆。在菲律宾，每年信息技术人才的流失率达到30%～50%，医生的流失率达到60%(80)。在2004年学成后返回印度的信息技术专业毕业生的比例仅为近40%(81)。如果对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的留学生学成后回国的比例进行比较，学生毕业后定居美国的比例仍然是最高的。例如，在1990-1999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中，居留美国的工科专业的学生占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的87%、占来自印度的留学生的82%、占来自中国台湾的留学生的57%、占来自韩国的留学生的39%、占来自阿根廷的留学生的57%、占来自哥伦比亚的留学生的53%、占来自墨西哥的留学生的30.6%、占来自英国的留学生的79%。在英国公布的数据中，外国学生学成后回国的比例高于美国。例如，在1998年，回国学生占中国留学生的59%、德国学生的57%和爱尔兰学生的50%左右，而土耳其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学生几乎全部回国。在法国公布的数据中，外国学生回国的比例较低。在1998年，工科专业中的学生回国比例仅为20%，自然科学中为28%，但整体回国率为40%，这就是说其他学科的回流率较高(82)。
    四 是人才流失，还是人才循环？
    当发展中国家大批留学生最终移民他国的时候，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各类技术人才也从四面八方汇成一股经久不息的移民洪流，浩浩荡荡地流向欧美发达国家。面对这种现象，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学者纷纷撰文，提出了“人才流失”的观点，其分析中隐含着对发达国家的批评，认为它们凭借着经济、工作条件和环境等方面的优势，“掠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人才资源(83)。对此，发达国家的学者纷纷撰文反驳，认为当代跨国人口流动，包括技术类人才的迁移，都不是单向的。每个国家都存在着迁入和迁出的现象。因此，发展中国家技术人才的流动并非是人才流失，而是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人才循环”(brain circulation)和“人才对流”(brain exchange)(84)。这种观点认为，一方面，在最近三十多年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出现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技术人才，或为履行政府间合作协议、援建项目，或者是为跨国公司工作等，也开始进人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出现不对称的人才流动。一般说来，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人才的技术水平要高，而从发展中国家迁出的人才中既有高技术人才，也有许多留学生，形成先留学后定居的模式(85)。另一方面，大约在1960年代，数十万专业技术人才迁居美国后，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了许多年，成为美国一些地区科学技术的中坚力量。从1980年代开始，“这些原来离开母国、到国外谋求更好生活的人，现在正在把人才流失转化为人才循环。他们在保持与美国的商业和业务联系的同时，返回祖国工作，建立合资公司，或独资公司”。他们回国后凭借着在美国掌握的专业技术和工作经验，推动了母国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冰岛、以色列、印度、中国台湾和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计算机制造业、软件开发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无不与美国的硅谷具有密切的联系(86)。
    笔者以为，在表面上，所谓“人才循环”和“人才对流”的观点似乎凿凿有据，言之成理，但是，当我们仔细审视当代跨国人才流动这一复杂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人才循环”说将持续半个世纪的国际人才迁移的复杂现象通过一刀切的方式简单化了。
    首先，强调“人才循环”说的学者没有区分前文述及的临时性劳工和永久性移民之间的差异。关于临时劳工回国的比例，虽然目前欧美国家没有完整而详细的统计，但其中不少人在合同期满后回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87)。至于永久性移民，笔者并不否认发达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着技术人才对流的事实。在2000年，有大学学历且居住在出生国之外的专业技术人士中，墨西哥人有50万，英国人有130万，德国人有90万，意大利人为25万，加拿大人为50万，法国人为40万，美国人也有40多万(88)。即使如此，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流也是属于不对称性的流动。其中，最大的赢家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传统的移民接受国家。这一点从如下统计中可见一斑：在200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0个成员国家的技术人才迁移的统计中，有17个国家是人才流失国，13个国家是人才净收益国。人才净收益较多的国家，按照收益人数的高低，依次为美国(992.29万)、加拿大(222.56万)、澳大利亚(142.29万)、法国(30万)、瑞士(19.86万)、德国(14.75万)、瑞典(14万)。人才净流失较多的国家依次是：墨西哥(78万)、韩国(60万)、波兰(34.55万)、意大利(26万)、英国(18万)、希腊(13.6万)、葡萄牙(11.76万)，其他国家流失的人才均在10万人以下(详见下表)。这说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中，“人才循环”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尽管是一种不对称性的循环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