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上述观点只是看到了人才迁居发达国家之后给母国的汇款，这些资金只是他们工资收入中的一部分，而他们的工资只不过是他们在发达国家所创造的社会与经济价值中极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上述观点没有考虑留学生在母国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过程中，母国政府、社会和学生家庭的人力资本投入，其中包括抚养费、医疗保健费和教育费。1966年迁入英国的医生、科学家和技术类人员数量达到14 955人，其中有80%是在母国或其他国家完成学历教育的。按照1964年英国培养一位大学本科毕业生所需15万英镑的培养费用计算，那么当年这些进入英国的科学家和医生的教育经费就达到22.43亿英镑(119)。再如，在1970年从发展中国家迁入美国的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达到11 236人。按照当时美国学者的估算，一名大学生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各项培养费用约为32万美元，那么，1970年入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可以为美国节省的大学培养费超过36亿美元。从地区看，意味着亚洲国家为美国贡献了19.01亿美元，非洲和拉丁美洲贡献了累计7.5亿美元。如果仅仅按照培养一名大学生需要8.4万美元(按照美国高等教育学会的规定，一名学制为四年本科生的培养费平均值为大约8.4万元，最低6.2万元，最高10.5万元，本文的结果是按照人均8.4万美元计算的结果)的标准计算，那么在1972年所有入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达到18 850人，他们为美国节省的教育经费达到15.83亿美元，其中亚洲国家(13 803人)为美国贡献了11.59亿美元(120)。在母国获得大学学士及其以上学位的外国出生的男性在2000年美国从事技术性岗位的比例，占印度移民中的75%，爱尔兰移民中的70%，澳大利亚移民中的67%，英国移民中的65%，加拿大移民中的64%，德国和南非移民中的62%，日本移民中的60%，巴西和中国大陆移民中的51%，中国台湾移民中的55%，俄国移民中的43%，加纳移民中的40%，埃及移民中的39%，波兰、韩国和墨西哥移民中的32%(121)。换一个角度看，前文述及的欧美发达国家竞相与发展中国家联合办学，这种所谓出口教育的方式给发达国家带来巨额收入。在1997年，英国出口知识的价值达到90亿英镑，澳大利亚(1996年)达到20亿澳元，而美国在1998年则达到117亿美元(122)。更重要的是，许多学生在母国毕业之后，当他们能够为社会发挥创造性价值的时候，却通过移民来到美国，而随同他们一起的还有母国政府和社会的资本投资。面对这样的窘迫问题，难怪有的学者指出，人才流失被认为是“国际移民中对移民母国发展最具有消极性影响的因素之一”(123)。
    其次，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特别是对于那些经济和人才资源稀缺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而言，人才流失产生了巨大的消极性影响，直接削弱了所在地区思想创新与经济活力，相关的社会服务受到极大的削弱。例如，在非洲的加纳，大量医生迁出后，国内岗位空缺率在2002年达到47%，护士空缺率达到57%。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每年流失的医生和护士人数达到各自国家的15%到40%左右。在1990年代津巴布韦培养的1200名医生中，到2001年仅剩下360人没有移民。在有些国家，流失的医生和护士之多已到伤筋动骨的程度。截至2004年，在非洲国家出生和培养的医生中，有5334人居住在美国，2151人居住在加拿大，合占非洲培养的医生总数的10%。但是，涉及具体国家，比例高低差异甚大。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作的医生占加纳医生的30%、乌干达的20%、利比里亚的43%、南非的14%、埃塞俄比亚的15%。同样，护士作为医疗卫生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职业，其流失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1999-2004年在英国注册的外国护士数量达到80 518人，其中有10 002名印度人、24 187名菲律宾人、8159名澳大利亚人、9267名南非人、2742名新西兰人、2315名津巴布韦人、2122名西印度群岛人、910名美国人和723名加拿大人(124)。医学技术人才的流失直接影响到所在国家医疗事业的发展和社会服务的质量。在尼日利亚流失的技术移民中，有1.2万名医生在美国工作，另有600多人在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工作。加纳在1980年代培养的医生中有60%迁居海外，在1995-2002年培养的医生中有69.4%迁居海外，此外还有27.3%的牙科医师、43%的药剂师和20%的医药实验师迁居海外，该国的医疗服务质量严重下降。在200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在1998-2003年加纳的孕妇、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均大幅上升(125)。
    最后，技术人才流失后产生的损失主要是他们在工作中创造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倘若他们没有移民，他们在母国创造的各种社会与经济价值，可能会因为科研水平和团队实力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大打折扣。不管是在特殊的动荡时期，或者说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落后、教育和科研工作条件极差的背景下，倘若专业技术人才的作用在母国得不到充分开发和利用，允许一定的科技人才移居海外，甚至一部分海外留学生学成不归并转化为旅居国家的永久性移民，等到时机成熟的条件下再将其吸引回国，也可能会比其多年在国内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具有“人才储备”性质的跨国迁移的确不失为一种富有远见的理性选择。但是，当母国社会经济快速繁荣发展而需要大批科技人才的时候，无论是旅居海外的留学生还是移居海外的科技人才，其总量保持在较低的限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超过半数到2/3左右的海外留学生学成不归的时候，当一个国家连续多年都有大批人才不断流失海外的时候，恐怕不能再用“人才储备”来解释了。因为大量人才严重流失之后，他们在海外将其毕生所学转化为对迁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的时候，没有人会说他们迁居海外之后能比在国内对母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诚然，笔者并不否认技术人才回流也可能推动“技术和诀窍的循环与交换”(126)，从而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但毋庸置疑的是，整体上而言，当大批的人才迁居发达国家之后，其贡献的首要受益者是寄居国家而非母国。即使母国能受益，其时间也可能会滞后若干年。此外，就前文加勒比海和非洲地区人才流失严重的国家而言，即使存在着人才回流，也不足以弥补因为人才流失而给其国内社会、经济、科技、教育和医疗等各方面造成的巨大损失。面对这种窘境，谁又能说这是一件值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喜可贺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