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应该说，著名的前辈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在这一方面是我们的先觉。他大力提倡作为整体的世界史，他和齐世荣教授作为总主编的一部《世界史》就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不过，一部书不能涉及研究机构与大学里的学科结构与布局的问题。
    5.愚意以为，有必要先在有条件的少数研究机构与大学设立一个世界史研究中心，其特点是：（1）研究对象不再是国别史、断代史、专门史，而是通贯古今中外的世界史。（2）成员却必须首先是国别史、断代史或者加专门史的专家，因为不具备专门研究的严格史学训练是不能真正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同时又必须是既坚持自己的专门领域又志愿献身于世界史研究的专家，因为我们并不是专家太多，从而让一些人转业，而是在加强专家队伍的同时，形成一支确有专长并能贯通的通才队伍。这样的队伍必须在自愿的基础上形成，成员的内在驱动力越大越好。（3）这样的世界史研究队伍身为专家，同专家之学保持密切联系，可以及时汲取专门研究的积极成果，又可以以自己的开阔眼界推进专家之学的进展与创新。（4）这样的世界史研究中心要进行中外通史研究、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中外史学史的比较研究、中外史学理论的比较研究。研究人员之间需要有分工，也要有合作。（5）这样的研究可以说是对于一部分志愿于此而又不脱离专门领域的专家的额外负担，因此对于他们不能实行计时、计件的工作量考核制。（6）这样的研究中心不能一哄而起，要有两三年切实而又积极的思考、筹划与设计的阶段。最好是世界史所联合历史所、近代史所以及部分院外有志于此的学者一同来筹备。（7）这样研究的世界史，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人民的世界史。世界史只有一个，全世界的同行都研究同一的对象，这是自其同而言之；每一个国家的研究又不能没有自己的研究的出发点，不能没有自己的研究视角，从而真正有价值的世界史研究是应该而且必须有其自身的国家或民族的特色的。大家都提供有自己特色的世界史研究成果，全世界的世界史研究就会不断前进，从而有益于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理解与交融，为世界的和平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史学界应做的贡献。
    天津师范大学现代社会历史理论与实际研究所庞卓恒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怎样探寻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他说，胡锦涛总书记那样重视从中外历史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这对我们做世界史工作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促使我们更加努力去探寻和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
    本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像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揭示客观规律，以有助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可是，在探寻历史发展规律的漫长道路上，由于曾经走过一段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弯路，以致引起人们对历史研究能否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产生了怀疑，甚至对历史发展本身有没有规律也产生了怀疑。因此，要探寻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必须澄清和纠正过去一段时间流行过的对“规律”的误解、甚至曲解；还须大力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大兴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
    以往对“规律”的严重误解之一是，把历史发展规律理解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演进模式。用那种模式去解释历史，就竭力运用那个模式去衡量千变万化、绚丽多姿的历史现象，能够纳入那个模式的，就算是“合乎一般规律”的，不能纳入的，就算是“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现象或“偶然”现象。由此引起了无休无止的历史争论。用这样的规律观来解释现实，更引起了不容忽视的思想混乱。例如，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在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又该怎么说呢？一种方便的说法是，那只是历史的“偶然”。可是这能说服人吗？再如，说先经过资本主义再建立社会主义是普遍规律，不经过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是特殊情况。可是，特殊又必须服从普遍。照此推论，不经过资本主义建立的社会主义，是否就必须倒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呢？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摈弃把规律视为固定模式的不科学的规律观。
    那么，科学揭示的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应该是什么样的规律呢？简单地说，它不应该是一种模式，而是一种决定发展或不发展的因果必然性的揭示。或者说，它应该显示，什么因素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什么因素决定历史发展的快或慢？什么因素决定一种文明或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
    古往今来，许多历史学家们都在致力于探寻那样的规律。如古代中国的司马迁，就明确申明他研究历史的目的就要寻求“兴废成败之理”，为后世提供鉴戒；司马光写历史也是要总结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为治国者提供“资治通鉴”。近代英国的吉本也宣示，他写作罗马史的目的就是要揭示罗马“盛衰”的原因，供后人警觉。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历史观，他们都未能找到决定文明或国家的或盛或衰的因果必然性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