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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是读着这部著作的第1版(初版)、第2版(修订本)而逐渐走上理论历史学探索之路的，也曾以该书的第2版为教材给历史系本科生讲授过两学期的“史学概论”课程。因此，当读到该书的第三次修订本时，欣喜之情自然不言而喻。本文主要结合新时期中国理论历史学发展的基本历程，且通过与同类著述相比较的方式，谈几点个人的阅读体会，并以此就正于读者。 一 从1989年的初版到1999年的修订本，再到2008年的第三次修订本，《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内容上的修订，特别是一些章、节、目的增补或删除，不仅是作者对理论历史学有关问题认识不断深化的表现，而且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历史学研究演变历程的一个缩影。 1989年《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初版后，曾有学者撰文予以简短评介，认为它“不仅较为系统地表述了作者多年来对该学科作深入思考后得出的诸多创见，也在一定程度上标示了国内学者在该研究领域所达到的新水准”。评介者从三个方面简要地阐述了初版《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的学术价值：首先，第一次提出以“史学本体论”(史学存在学)、“历史认识论”(历史知识学)、“史学方法论”这三大范畴来建构“史学理论”体系；其次，提供了关于“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系统成果，其中重要者，一是提出历史认识中的主体性是“历史认识论”研究的核心；二是纠正了人们在对待“历史客体”这一概念上的模糊认识；再次，把“史学方法论”和“史学方法”区分开来，第一次对“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对象、内容和范围作出了明确的界说。[1] 这个评价对于现在出版的第三次修订本同样是适用的。这是因为，其一，《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新时期中国理论历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初版就已经奠定了的，而这个第三次修订本，“只是原版的补充和改善”，在理论体系和核心观点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脱胎换骨的改变”[2]644；其二，虽然20、21世纪之交由于西方相对主义史学思潮的冲击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涌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在“停滞”了10年后开始有所回热，但是在“史学理论”体系、“历史认识论”研究领域，最近几年来的研究并没有出现突破性的进展，变化主要发生在具体的史学方法和西方历史哲学研究领域。[2]613-61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