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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是中国理论历史学研究从“历史理论”(传统上称作历史本体论或思辨的历史哲学，本文作者称之为历史存在学)向“史学理论”(狭义上的理论历史学)②过渡基本完成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史学概论”或“史学理论”学科体系成熟的一个标志。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理论历史学研究的重心开始从过去偏重于“历史理论”向“史学理论”过渡，这种过渡大体上类似于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在19、20世纪之交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向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转型。在“史学理论”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演变为一门独立的、完整的学科之前，③中国理论历史学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历史存在学领域的理论问题，或者说一直处于思辨的历史哲学阶段。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还是1949年后的“五朵金花”讨论，乃至“文革”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前期继续进行或新出现的若干理论问题的争鸣，如历史规律与社会形态的演进；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单线说和一元多线说；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创造者；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性；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资产阶级革命与改革的历史作用；中国文化的结构；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分期等，大多是关于历史发展过程本身的理论，即历史存在学领域中的问题。1982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梁寒冰编的《历史学理论辑要》(上、下两巨册)，所辑的“历史学理论”几乎全是“历史理论”。1983年10月，齐鲁书社出版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讨论举要》，书中列举的12个所谓“史学理论”问题，也全部是“历史理论”问题。同年，红旗出版社出版了红旗杂志社哲学历史编辑室编的《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内容大部分也是“历史理论”。1983年是具有转渡(转向—过渡)性意义的年份，瞿林东称之为“史学理论这一领域觉醒和建设的开端”之年。[4]5，[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