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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修史创造传世名作这个基本规律，是李振宏根据中国史学的特殊性，通过比较个人修史与集体编书的利弊，结合一般的学术创造规律和学术创新的本质而揭示出来的。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司马迁曾提出史学为“一家之言”这一著名的、影响至今的史学观，并且在这一史学观念的指导下，忍辱而发愤著《太史公书》(《史记》)，为中国古代的经验历史学树立起了第一座丰碑，创立了第一座高峰。刘知幾提出史有才、学、识“三长”的史学观，且痛感史馆集体编书有五“不可”之弊，遂“屡辞载笔之官，愿罢记言之职”[36]453，终退而著《史通》，为中国古代的理论历史学树立起了第一座丰碑，创立了第一座高峰。章学诚则在继承司马迁“一家之言”史学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史学为“天机自呈”之学、“独断之学”、“专门之学”的史学观，(19)成《文史通义》，遂为中国古代的理论历史学树立起了第二座丰碑，创立了第二座高峰。根据这些中国史学史上的经验事实，李振宏在说明个人修史创造传世名作这个基本规律时，表白了自己的史学观和学术观：修史活动要“反映著作者个人的意志和学术思想”；“学术活动，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是非常个性化的活动，是学者个体的心灵体验”[2]117，121。这种史学观、学术观和章学诚的史学观有着明显的精神共通性。正是在这样的史学观念指导下，他在史学理论体系、历史认识主体范畴、历史认识客体范畴、历史认识检验标准、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历史学的学术规范等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一家之言”。因此，他提出个人修史创造传世名作这个基本规律，一方面，不仅是对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此类史学现象进行抽象性认识的结果，而且是对自司马迁以来的史学为“一家之言”的史学观的一次理论性总结，即把它提升到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从而把它升华为一个基本规律；另一方面，这一总结其实也是他个人学术经验和治学体悟的一次理论性的超拔和升华。 由此本文作者认为，第三个基本规律从表面上看反映的是历史认识主体和历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在本质上还是主体意识结构与历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和辩证发展规律。如果说第二个规律是主体意识结构中灵魂性要素历史观与历史学之间辩证关系的本质体现，那么第三个规律则是主体意识结构中史学观与历史学之间辩证关系的本质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