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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盐模器具 先秦时期，我国的盐就有形盐和散盐之分。《周礼》有“宾客供其形盐”的记载。这里的形盐，就是指制成一定形状的盐。形盐需要模具才能制成，四川盆地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的一些陶器，就应当是这类模具。 1.深腹缸 正如上文所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敞口深腹缸很可能是煎盐器具。像深腹缸这类大型器具，结合下文对中坝遗址“柱洞”的理解，同时也不排除兼具盐模器具的功能。 作为盐模器具的分析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深腹缸在中坝遗址出土数量巨大。据介绍，这类器物约占出土的同时期陶器总数的68.2%(101)。另外，考古工作者对中坝遗址DT0202探方第65层的一个面积为1平方米内进行了抽样统计，共出土了3600片陶缸的残片，其中125片为口沿残片。根据这些口沿残片的残高统计，其中最多有5个完整器。陶缸在中坝遗址新石器遗存中随时间亦呈现稳定增长趋势(102)。大量的、单一的器类堆积，只有存在一定规模的工业化生产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而且通常是作为易损的盐模器具出现。单纯的熬盐器具，由于多数情况下可以反复使用，所以往往并不见这种堆积(除熬盐、制模两步工艺合一外)。其二，深腹缸从东起重庆市巫山县(甚至鄂西峡江地区)、西至重庆市合川区、南至重庆市酉阳县的广大范围内，均有这类陶器。一般来说，熬盐器具主要存在于盐业生产遗址里。深腹缸能够在广阔范围内传播，正是因为制盐模具参与了盐的运输和销售的结果。同时，我们也观察到，深腹缸距盐业生产遗址离程越远，考古发现的数量越少，在该遗址中同时期陶器的比例越低(103)，这也正是销售边缘效应递减的结果。其三，深腹缸的形态有利于其兼具盐模。深腹缸以夹粗砂红褐陶为主，器外壁饰绳纹，唇部多饰绳纹且纹痕很深、呈花边或锯齿状，底部多呈小平底或柱状与尖底。缸的体量都较大，一般口径在30厘米，高度在50厘米左右，其早期形态底径在3～5厘米左右，晚期演变为尖底后，根部直径一般在1～2厘米左右。总体来看，深腹缸的稳定性极差，因此很可能是与遗址所谓的“柱洞”配合使用的，而在下文的讨论中，我们会看到“柱洞”与盐模制作工艺有关。 但是，缸作为大型盐业器具参与盐的烘烤与盐模器具，仍有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存在，关于这方面的探讨，还需要更多的直接证据。 2.尖底杯 商代至西周早期，尖底杯成为中坝遗址普见的堆积和器物。尖底杯是一种圆锥形、直口、尖底的陶质容器。目前学界大多数同意尖底杯是一种与盐业生产相关的器具，但至于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究竟有何种功能？仍未有统一意见。大体说来，主要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尖底杯是制盐工具，制盐的具体方式又有晒盐(104)和煮盐(105)之分歧；另一种认为尖底杯不是直接生产盐的工具，而是制作盐模的器物(106)。忠县中坝遗址是出土尖底杯数量最多的遗址之一，在该遗址商周时期文化堆积中，尖底杯也是该时期数量最多的一类器物。据1999年发掘的DT0202探方中1米×1米采样区统计，从第56层开始出现角状尖底杯。但直至第51层，其总量仅占该层陶器的5%，第50层增至23%，第49b层激增至75%以上，第49a层时锐减至7%强，取而代之的是此前仅占5%左右的大口短身尖底杯，第49a～48层，后者跃升至25%，此后迅速回落并走向消亡。巨大的尖底杯堆积景观也出现在忠县邓家沱遗址，在一个面积不足60平方米、体积约20立方米的单位中集中出土2万余枚，而其他类型的器物则不足百件(107)。对于尖底杯(包括下文的小圜底罐)曾有两种流行认识：一是晒盐，二是煮盐。但其实这两种认识都有偏差，无论是从气候、劳动效率、热效率、产盐量、其他对比资料以及大规模商品化生产盐来看，尖底杯不可能是熬煮器具。 笔者观察过大量尖底杯上的微痕(108)，发现许多尖底杯杯身上下颜色、火候有明显差异，分界总是出现在器身上下部，有很强的规律性，应当是二次过火造成的结果。同时，可以判定二次过火是在还原焰条件下形成的，因为尖底杯上下颜色差异主要表现为下部颜色较深，上部颜色较浅，应当是杯底受火的氛围与杯身不同造成的。由此，我们可以判定，尖底杯应当不是直接放置在“盐灶”上使用的，因为作为盐灶，熬盐时需要多次投柴，无法封闭，是形成氧化焰的理想场所，也就无法形成尖底杯下部的灰黑色痕迹。因此，综合下文要谈到的情况看，笔者倾向于尖底杯是制作盐模的工具，尖底杯颜色上下的差异，是尖底杯在“柱洞”或插入灰烬中时，灰烬余热渗炭所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