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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盐遗物 制盐遗物主要分为熬盐器具与盐模器具，同时也存在一些辅助工具，如中井坝遗址发现有铁耙，云安盐场遗址发现有一些青花瓷碗，但不能区分其具体功能，且数量较少。 (一)盐锅 盐锅有温锅和煎锅之分，但一般除有大小、厚薄差异外，同时期的形状和质地多数没有区别。研究者提出过多种四川盆地先秦时期盐灶上的各种熬盐锅意见，但多偏向于尖底杯等小型的陶容器。小型陶容器如用于煮盐，其受热面窄，卤水容量小，成盐量极低，熬制过程中需频繁添加卤水，这些不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先秦时期四川盆地与盐有关的小型陶器有尖底杯、小口圜底罐，可能还包括尖底盏等，这类器具很可能并不是熬盐器具，而是盐模用具(详见下文)。笔者认为，在四川盆地当时已经普遍使用较大的陶釜、陶罐等作为炊煮用具的时候，先民没有理由仍然使用热效和劳动效率极低的小型器具煎盐。从龙灶的结构看，从新石器时期到晚近时期，功能延续性是很明显的，因此笔者倾向于在先秦时期也使用较大型的陶器煎盐。 1.煎盐陶器 在陶器制盐的时代，煎盐器具应像炊煮器具一样，通常都倾向于圜底器或三足器。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缺少大型圜底器和三足器，不排除使用平底器、尖底器的可能。有学者认为，深腹缸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熬盐器具(73)。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的盐业考古专家顾磊(Pierre Couletquer)在中坝遗址参观考察后指出，深腹缸的底部部分，与他在非洲看到的盐业生产工具十分相象(74)。日本绳纹时代晚期有一种制盐陶缸(75)，大口、直壁、小平底，与三峡地区的深腹缸器型很接近，只是相对更小一些，器壁更薄一些。明清及民国时期，甘肃盐场煎盐用铁锅，口大、底尖、略呈喇叭状(76)，其外形与重庆地区新石器晚期的深腹缸(该类器型由小平底发展到尖底)颇有相近之处，或可为深腹缸是熬盐锅的说法提供印证。 商代至战国时期，重庆地区普见大口圜底罐或釜，一般底部烟炱痕明显，其主要用途是炊器。但在一些盐业遗址里，它主要起熬盐作用。这类陶器在中坝遗址数量较多，一般均为大花边口、束颈、鼓肩、深腹、圜底，器身满饰绳纹，胎较厚，含粗砂，器壁内灰黑，是煎盐的理想器具。 船形杯是一种有争议的制盐工具。船形杯主要盛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有人认为它应为炼铜坩埚(77)，也有人认为是煎盐工具(78)，还有的倾向可能属于盐模用具(79)。与船形杯相类似的器物在世界其他盐业遗址中有发现(80)，虽然中坝遗址迄今未见船形杯资料公布，但在同时期与制盐相关的一些遗址中有零星发现。忠县乌杨墓群西汉的龙灶模型上，其中一件陶灶的第一孔灶眼上，可见两件互相扣合的似船形杯的器具，为其煎盐功能说增添了新证据(81)。 《史记·平准书》有“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的记载。牢盆的形状为“底锐、似半瓮状”(82)。从考古发现看，四川蒲江县五星镇出土有汉代铁盆，为深腹平底盆形器，口稍大于底，口径131厘米、底径100厘米、高57厘米、壁厚3.5厘米，重达400余斤。该盆内壁还铸有隶书“廿五石”3字(83)，在宋人洪适《隶续》中有相同记载，应是当时牢盆的统一容量(84)。此外，宋代巫山县廨有重达“三百五十斤”的“巴官铁盆”，黄庭坚《盆记》记其年为汉永平年间，宋赵明诚、洪适、陆游均对该牢盆有考证(85)，《舆地广记·图经》也记汉代曾将宁厂盐泉引至巫山，“以铁牢盆盛之”煎盐。从重量看，巫山县廨牢盆与文献所载“巴官铁盆”为“三百五十斤”(自铭)，蒲江牢盆重量与之虽略轻，但考虑经过两千余年锈蚀，其原始重量应之相当。这样看来，汉代“官与牢盆”系统一铸造，其形制、重量、大小基本上是一致的。 牢盆还见于成都市郊羊子山和邛崃县花牌坊出土的东汉盐业生产画像砖，两者均有一长条形龙灶，其中羊子山者上承圆形牢盆5口，而花牌坊者灶身残缺，仍余牢盆2口(86)。牢盆的实物模型在忠县乌杨墓群和巫山陈家包墓群龙灶上看得很清楚，灶在出土时上面就叠置有“钵形器”，钵形器恰好能平置在灶孔上。钵形器形状为圆形，敞口或微敛口，平底，腹较深，底小于口，显然就是文献中记载的“牢盆”模型，也与蒲江县汉代铁盆实物非常接近。日本古坟时代后期至奈良时代早期，盛行船冈式制盐陶器，其中一种大口平底钵，除体量较牢盆小得多之外，其形态亦颇与牢盆相近(87)。 结合乌杨墓群西汉龙灶模型上“牢盆”互相紧靠、布满整个灶面的情况分析，其反映的5孔灶实物长度至少不低于650厘米以上，12孔灶不低于1560厘米；那么，中坝遗址西汉龙灶上应可置5～10口不等的牢盆(据已经公布的长度推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