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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封锁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及其历史启迪 诚如广州领事罗伯逊总结的那样,除非能拿出一种令各方都能接受的替代性方案,否则粤方的封锁行动不可能终止。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于80年代以后开始介入此事,致力于调解各方的纠纷,力争拿出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案。他在1886年率先与澳门方面达成协议,葡方同意“会同中国在澳门……征收洋药税项事宜”,而中方则允诺澳门归“葡萄牙国永远驻扎管理”①。这个协议带有以主权换赋税的色彩,葡方在真正意义上获得了对澳门的管辖权,而清政府方面则获得了对进出澳门的民船贸易按照对外贸易税率征收赋税的权利。随后香港方面也顺势与清政府达成协议,港府同意清政府在香港设立一个中国海关分支机构(即后来的九龙关),由赫德指派一名英籍海关税务司主持该机构的日常工作,该机构将负责管理往来于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华商民船,在征收常关税的同时也代征厘金;赫德还会派员对民船与税卡或缉私船之间发生的纠纷进行“查明定断”。这些措施均有利于消除香港华商对厘金局、常关员司滥施权力之风的担忧。这样一来,港方在70年代中叶就已开始酝酿的解决方案最终得到落实,封锁香港问题由此画上了句号②。赫德的这种安排基本照顾到了粤港双方的利益诉求,唯一的缺憾就是正式承认了澳门为葡萄牙属地。 这一问题从产生到解决的全过程,似乎可以修正我们对中国近代史领域若干“定论”的看法。今日的一些主流学术成果依然非常强调政治史、革命史的观点和立场,用一条线索、一种矛盾来给百年中国近代史定性,这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中国近代史是否就是一段“一团漆黑”的历史,没有一点值得称道之处?外人对中国是否竭尽欺压之能事?清政府在面对列强咄咄逼人的势头时是否唯有步步退让这一种选择?本文的研究所展现的场景恰恰不支持这些“定论”,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处事非常公道,绝没有与港方沆瀣一气,粤方在面对港府施加的压力时毫无惧色,且在很多情况下表现出强硬的攻势,港府反而常常被逼入一种守势当中不知所措。因此笔者斗胆断言,19世纪90年代之前的清政府尚未衰败到无力有所作为、事事仰人鼻息的程度。然则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该何去何从?笔者认为从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入手展开细致的实证研究不失为一种“突围”方式,在破解具体问题的过程中,研究者的思路往往不易受到特定史观的干扰,并会随着对特定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从而形成研究者自己对特定历史事件、人物、场景的看法。这样的看法可能不系统、不完善,但却跳出了传统观念的窠臼,对封锁香港这一问题的剖析就使笔者切实感受到这种研究路径的可取之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澳门督宪罗大臣商同总税务司拟议条约摘要备呈中国葡萄牙国核定之底稿》(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一日),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页。 ②《香港鸦片贸易协定》,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87～48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