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本纪》的修订完成於乾隆四十七年初，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奏《纂办全竣现在缮写刊刻各书单》中已有《明史本纪》(150)。文溯阁《四库全书》本《明史》书前提要署“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151)，则《列传》部分修订完成的时间大概与《本纪》相同或略後，《明史》全书形成新定本必在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前。
    与《辽》《金》《元》三史相同，《明史》在修订完成後，即开始以黄签爲基础编辑《考证》，并将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拟定的明代殉难诸臣谧号(152)附於相关各传《考证》之後。《考证》仅限於《列传》部分，王颂蔚曾见《考证》稿本三巨册，“每卷题《明史》卷几考证……每条称臣某某案”(153)，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史》列传各卷所附《考证》格式相同。
    高宗在修订之初就表示要将《明史》新定本“重刊颁行”。《明史本纪》因改订较多，交武英殿重刊。《列传》部分改动相对较小，修订时“字句或增或删，必於前後数行凑足字数”，《考证》“案语中每云以符匀刻”(154)。这些部分仅仅修版即可。但亦有改动较多者，如“卷三百二十九、三百三十俱云卷内改译各名过多，难以增删匀刻，拟将全卷另刊”(155)。这些部分则是打算重刻的。然而，最终仅《明史本纪》由武英殿刊刻完成(156)，格式、行款一仍原本之旧，书版存於宫中，仅有刷印样本，并未颁发。《列传》的修版与重刊则根本未能完成。《考证》也仅刻成样本。王颂蔚曾见《考证》初刊样本一册，爲卷三百十六至卷三百三十二，中有黏签校改处(157)。卷三百三十二爲《明史》末卷，则当时已将《考证》样本全部刊刻完成。
    两部《四库全书荟要》、各阁《四库全书》所收《明史》均以新定本抄入。《四库全书荟要总目》云：“我皇上重加笔削而後成书。”《四库全书总目》云：“颁行以後宣示纶綍，特命改增。”《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云：“其中考究未详者，近命刊正，今谨以新定之本着於录。”
    新定本既没有重刊颁行，《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又不爲一般士人所閲，所以新定本并没有对清代士人产生实际影响。但新定本毕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补充史事原委、润色史事记述、增补史事、修改赞语等等。尤其是《列传》所附《考证》徵引颇多明清文献，包括各朝实录、笔记、文集以及内府所存档案，纠正了原本的一些错讹。对新定本的价值，乔治忠《〈四库全书〉本〈明史〉发覆》(158)一文言之甚详，此不赘述。宫中所存改订《明史本纪》武英殿刻本，民国二十一年已由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四库全书》本现在也十分易得，当代学者研究《明史》，包括现在重新点校《明史》，对新定本都应多加利用。
    新定本《明史本纪》与原本的不同，读者可参看影印本《明史本纪》所附段琼林《〈明史本纪〉原本补本异同录》。对所涉元代译名的改译，可参看王颂蔚《明史考证攟逸》卷首所附《改译人地名》(159)。
    六、道光间《二十史》之修版
    自乾隆初年至道光数十年间，各史版片屡经刷印，残缺比较严重。道光十六年八月，吏科掌印给事中常大淳上奏指出，国子监所存《廿三史》书版“因年久失修，版片模糊残缺者约有一千余块”，请“敕下修补，照例缴价，刷印通行”(160)。宣宗即下旨命武英殿查明办理。绵愉、奕纪、吴椿、文庆等人负责办理此事，首先清点《廿三史》版片残缺数量，九月二十九日奏明：
    臣等随派监造等官将国子监所储《二十三史》书版片检齐……内有全页模糊，版片糟朽，不堪刷印，应行换刻者；有字画模糊，版片尚堪应用，应行修补者，按页签明……内应换刻者约计三成，其余七成版片修补完善，尚堪刷印。(161)
    可见此次修补大约有十分之三的版片是重刻的。由於《旧五代史》刊刻时间相对较近，书版情况尚佳，且版片并未存贮国子监，所以此次奏请修补的仅爲《廿三史》。同时，《辽》《金》《元》三史才於道光四年重刻，亦无需修补。所以此次修补的实际上是除此之外的《二十史》。修补完成的时间不详。修补完成之书，行款、版式一如乾隆本，惟版心将“乾隆四年校刊”改爲“道光十六年重修”，并新刻“道光十六年重修原奏”，包括常大淳奏摺、宣宗上谕和绵愉等奏摺等，附於乾隆“校刻二十一史诸臣职名表”後。
    道光十六年修版之《二十史》流传极少，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部(162)，北京故宫博物院仅存《陈书》《北齐书》两种(163)，2009年嘉德拍卖公司曾拍出一部，暨南大学图书馆藏《史记》一种(164)，此外未见着录。究其原因，大概是由於修版事竣不久，中国即进入多事之秋，列强入侵，太平军起，清廷自顾不暇，修版之本或即因此未能广泛颁行流通。
    七、版片之存贮
    殿本《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版片，宫外之人多以爲存贮武英殿，并於同治八年六月毁於武英殿大火。如张文虎《舒艺室日记》同治八年七月十四日云：“接雨楼信，言马芸生得其友京都来书，云六月二十日武英殿火，延烧三十余间，所藏《十三经》《廿四史》板乃均烬。”(165)又如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云：“同治己巳，武英殿灾，版毁於火，传本自此益尠。”(166)其实不然。
    乾隆三年九月，大学士等奏议重刊经史时即提出，应“将板片交国子监存贮，以备刷印”。《十三经注疏》《二十二史》并《明史》刊刻完竣後，即照此办理，由武英殿将版片移交国子监存贮。乾隆四十六年，《辽》《金》《元》三史改译完成，“武英殿来文缴还监贮《辽》《金》《元》三史版共八千零一十六面”，准备进行修版。道光七年，武英殿重刻三史并《国语解》成，国子监复“由武英殿领回《辽》《金》《元》三史版及《语解》版，共九千五百零三面，存贮本监御书楼内”(167)。道光十六年，常大淳奏请修补《廿三史》版片及绵愉等上奏查明版片残损情况的奏摺中也都説明《廿三史》版片存贮国子监(168)。此次修版完竣後，按常理推断，版片应该又交回国子监存贮。惟李鸿章於同治十年十二月十七日上奏言各省局合刻《二十四史》事时谓“查《二十四史》之刻，以武英殿所藏乾隆四年校刊之本爲最精，前年回禄之余，书板残缺，刷印綦难”(169)云云，似书版当时存贮武英殿，并毁於同治八年大火。但李氏当时在直隶总督任，对武英殿和国子监的情况可能并不熟悉，所谓《二十四史》书版毁於武英殿大火，或许仅是当时外间广泛流传的説法，难以取信。
    乾隆四十三年梁国治等奉勅纂修《钦定国子监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十二《经籍》二“板片”所载经史版片数量爲乾隆初刻未改译本之数据，道光十二年末至十四年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道光十四年刻本)卷六十六《经籍志》二“书版”所载则爲道光时数据。兹据二《志》所载列爲下表：
    清末，国子监版片散失严重。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国子监所贮书版“因成立古物馆搬到端门朝房等处”，1950年7月後又“搬入角楼东华门等处存贮至今”(170)。据《故宫藏清宫遗存书版调查表》(171)，《十三经注疏》版片现存仅约3200面，《二十四史》(当作《二十三史》)仅约4700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