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军机大臣奏现办轮进各书无庸展限及酌定展限开单呈览等情片》，《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788-789页。
    (81)《谕〈辽史〉〈元史〉着添派和珅等同办〈明史〉着添派王杰等同办》，《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138页。
    (82)冯家昇《辽史证误三种·辽史初校》，中华书局，1959年，第82页。然冯氏以此本爲“道光四年殿本之原底本”，且谓改译“盖馆臣据库本之译名，加签於乾隆殿本”，则非是。此本实爲乾隆间改译之产物，各阁《四库》本乃据此本之誊清本抄入，冯氏误倒二者关系。
    (83)冯家昇《辽史证误三种·辽史初校》，第82页。冯氏谓“此本即据底本(按即笔者所云工作本)重抄之本”是，谓爲“道光四年原写本”则非。此七人皆乾隆间参与改译工作者，平恕、李尧栋、黄寿龄、邱庭漋、章宗瀛见《谕〈辽〉〈金〉〈元〉三史承办官平恕等俱着加一级纪録三次》(《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555页)，陈嗣龙见《军机大臣阿桂等奏遵旨议奏添纂〈八旗通志〉》(《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225-2226页)，王仲愚见殿本《旧五代史》卷首“奉旨开列编校《旧五代史》诸臣职名”。足证此本爲乾隆间誊清本。又冯氏云：“卷百十二《华格传》书眉签云：‘按《华格传》原本附载卷末，考华格以太祖六年与埒克希达辈同时谋乱伏诛，年次事迹俱不应列察克重元之後，谨改正。’及检库本、底本，《华格传》均附卷末，道光殿本则在重元之後，以是知是本必在道光殿本之先，库本、底本之後也。”按笔者核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辽史》，《华格传》实在重元之前，而非在卷末。库本既与此签合，可证此签必在库本前，乃乾隆间馆臣所出，亦证此本乃乾隆间誊清之本。冯氏失查。至於此本改译较库本增多、夹签避仁宗讳等情况，是因爲嘉庆二十三年之前馆臣仍以此本爲工作底本所致，参下文。
    (84)《“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编印，1983年，第194一196页)着录，但仅模糊定爲“清内府朱丝栏写本”。
    (85)《军机大臣和珅等奏〈辽〉〈金〉〈元〉三史办理全竣摺》，《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426-1427页。
    (86)武英殿本序末署“乾隆四十六年冬月臣董诰奉勅敬书”，《高宗纯皇帝实录》(《清实录》，第二十三册，第465页)则载於乾隆四十七年四月。
    (87)《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519页。
    (88)《掌湖广道监察御史祝德麟奏请将〈三史国语解〉刊刻完竣呈览摺》，《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18-2019页。
    (89)《寄谕八阿哥永璇等将武英殿所刻〈三史国语解〉赶紧刊刻完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19-2020页。
    (90)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五日《武英殿修书处移付赶刊〈辽金元三史语解〉事》，军机处録副奏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91)乾隆武英殿本《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版心上方未刻校刊时间。
    (92)《军机大臣和珅等奏辽金元三史办理全竣摺》，《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427页。
    (93)《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519页。
    (94)《多罗仪郡王永璇等奏请将富炎泰坐补办理辽金元史事务摺》，《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641-1642页。
    (95)《军机大臣阿桂等奏爲咨取誊録缮写全书留空函摺》，《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884-1886页。
    (96)《军机大臣和珅等奏辽金元三史办理全竣摺》，《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427页。
    (97)《军机大臣等奏遵旨查辽金元三史挖改情形片》，《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221页。
    (98)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曹振镛等奏云：“因从前订正缮录之三史进呈钦定在後，与先经钦定之《三史国语解》内订正之人、地、官判然不相符合，从违莫定，难归一是。”(《嘉庆朝上谕档》第512页)曹氏对乾隆间改译的具体流程并不熟悉，认爲《国语解》完成在三史之先并不正确。
    (9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十五册，第510页。
    (100)《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二十五册，第510-511页。
    (101)清梁章钜《退庵随笔》(清道光十六年刻本)卷十六。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童正伦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卷二十略同。梁氏并谓“章钜曾珥笔其间”。
    (102)《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二十五册，第512页。